前面提出的翻译写作学技巧，是将写作学基础知识运用到翻译过程中来。作为应用翻译理论，翻译写作学关注译文的表达，即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讲求如何以译者之心体现原作者之意，但翻译写作过程中不排除译者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而对译文施以“改写”，尽管力求避免勒菲弗尔式的“改写”。翻译写作学会用到“改写”，而“改写”理论则明显不涉及翻译写作学，不关注如何促进译文的写作质量。“改写”与“翻译写作”的性质和差异可以再分析如下。

（一）理论的性质不同

勒菲弗尔视文学翻译为“改写”，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操控”（manipulation），而译者又要受到诸如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等的影响或制约，文学的演进就是在译者对一个个文本进行一次次“改写”中实现的。“改写”就是“操控”，它可以巩固现存的思想意识和诗学，也可以拆解此二者（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2004：23）。改写包括翻译、历史书写、选集、评论、编撰等。翻译是为某一（些）特定目的而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与原文的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解释，揭示文学中的权力、意识形态、机构和操控，改写是其中关键的要素，是推动文学演变的动力（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2004：7）。这一来，改写远远超出传统翻译范围，翻译只是改写的一种。

勒菲弗尔认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文学作品的翻译，最好地体现了文学作品，较小地受制文学系统内外因素，因此，是最容易辨认的改写，而且也是影响最大的改写形式，把翻译置于整个文学系统来研究，便于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提供有见地的理论（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2004：45）。值得一提的是，勒菲弗尔的“改写论”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去改写原文，而是一种描述研究，是对已经完成的翻译的描述，是对“实际的翻译”或“翻译事实”的描述，借此对翻译现象的解释来探讨文学的接受问题。

所以“改写论”是一种解释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一种比较文学理论。由于勒菲弗尔重点关注文学翻译，因此，“改写”也是一种文学翻译理论。

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不同，翻译写作理论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怎么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怎么“译得好”“译得妙”，是一种具体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翻译理论。笔者在《旅游食品包装英语翻译的语言诉求》（载《中国包装》，2017：62）一文中提出：“翻译的基本诉求在于目的、连贯和忠实的原则，被业界称为翻译三原则。好的翻译是提供给受众的读物，需要通畅。翻译写作学的基础是写作学，它要遵循写作学的章法。”（杨士悼：《简析科技英语翻译常见错误与应用策略》，2006：296）翻译写作学主要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写作实践，研究译者的写作能力对译文产生的影响，强调翻译是译者的写作实践，要求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而使译文富于美学价值。翻译写作学注重翻译行为研究，关注的是通过训练使译者译出尽可能好的译文；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则更关注对翻译结果即译作的研究，评价译作对文化的冲击，或译作对文化交融的作用。这种研究与真正的翻译过程联系甚少，而与翻译过程的产品即译作及其接受之间联系更多（罗选民：《西方翻译研究综述》，1997）。谢天振则将这种翻译研究称为“译介学”（1999），它有别于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的翻译研究学。这种指导翻译实践的翻译研究学和译介学各司其职，分别发挥应有的作用。(www.daowen.com)

（二）理论的基础不同

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开启的“文化转向”摆脱了传统上局限于单纯语言转换的翻译研究模式，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颠覆”了以前的翻译理论，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语篇而是文化（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2005：7）。然而，语言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语言又不断地传承文化。如果离开了语言我们何以体现文化？我们在翻译中又如何以文化为单位来进行翻译呢？

在勒菲弗尔看来，不同的翻译文本告诉人们翻译是诸多文化间的互动和对文本操控的结果，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和“对等”是消极的，而“操控”是翻译的必然现象。勒菲弗尔认为“忠实”只不过是各种翻译策略里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诗学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奉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张南峰：《多元系统论》，2002：19）。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表面上是扩大翻译的概念外延，为许多不忠实的翻译提供了某种合理的解释，即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影响。实际上，尽管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忠实观，但它过度强调文化因素，忽略了语言因素，改变了翻译的内涵和本质意义，模糊了翻译与改写、编写、批评等概念的范畴。

翻译写作学则基于传统的翻译观，注重语言因素的同时也注重翻译的文化层面，即在考虑忠实、对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文化等外界因素的作用。翻译写作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准确、流畅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思想，使读者发生兴趣，喜闻乐见。翻译写作的具体操作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包括词句层和语篇层。同时，翻译写作学要求译者善用各种技巧，充分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注重文辞。翻译写作的表述过程就是用译文特有的表达手段，准确而深刻地表达原文的各种功能。当然，译者运用的各种技巧也难免包括“改写”，然而这种改写主要考虑两种语言的差异，是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进行的语言层面上的“改写”，或“重写”，而不是受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对文本内容所做的“改写”或“操控”，尽管我们一再声称翻译过程难免会受到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