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必将带来不同层面的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努力回应这些需求，是语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责任，也是推动语言学科及相关事业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普遍的语言服务意识还没有形成，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再加上，我们过去把主要目光投向欧美主要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无论是常用的语种数量、常用的语言人才，还是语言产品及相关的语言服务，都离“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语言需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增强语言服务意识，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已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语言规划

如上述，“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各有差异，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尽快统筹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以便协调有关工作，全面推进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以有效应对各种语言需求，为我国及相关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语言保障。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应该努力坚持如下原则：

第一，放眼全局。也就是说，该规划的制定，既要着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全局，不能偏于一隅，也要着眼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全局，不能做成应景之作。换言之，就是要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需要，同时着眼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整体布局和未来发展，在已有的语言文字发展规划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加快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整体推进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国家语言实力。

第二，紧贴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工程宏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这就需要广泛调研，深入分析，准确研判，摸准各种需求（包括相关国家对汉语和中国民族语言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建设规划。

第三，突出重点。由于我国语言服务能力薄弱，而“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很大，这就需要根据轻重缓急和现实条件，在进行系统规划的同时，选择重点方面优先建设，循序渐进地分步实施。就现有的情况看，语言人才培养、语言产品研发和语言应用服务应当是发展重点。

第四，统筹兼顾。语言文字问题复杂而重要，既关涉国家核心利益，也广及大众日常生活。规划的制定务必统筹兼顾，尤其是需要处理好个别需求与整体布局的关系，现实需求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服务经济建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服务“走出去”与服务“迎进来”的关系等。

（二）加快培养语言人才

语言服务，人才是核心。要提高语言服务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培养语言人才。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过程，且事关长远之计。时不我待，为保长久之用，必须从现在抓起。就我国语言国情而言，语言人才的培养，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第一，改善语种结构。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语言有6000多种，而进入我国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外语语种目前还不到70种。“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余种，而目前内地教授的语种仅20种（《纽约客》，1997：75）。尽管全国学习外语的绝对人数很多，但绝大多数学习的是英语。由此可知，我国外语资源贫乏，不仅语种不多，而且语种结构不合理。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看，更是难于满足未来之用。因此，通过调整专业布局、增加语种数量、改善语种结构，来加快语言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行动。2018年上半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增蒙古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及菲律宾语4个语种，下半年新开设3个语种，语言专业种类已达70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原有的19个非通用语专业的基础上，2018年新增马来语和乌尔都语2个专业（201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招生简章）。未来5年，还将根据“一带一路”发展需求，再增加3至5个非通用语专业，如希腊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等。

第二，提升人才标准。针对过去我国语言教育存在的人才素质单一、能力薄弱等问题，进一步加强语言人才综合素质培养和实际能力的提高，提升培养标准和规格，提高培养质量和水平。其中应着力优化学生知识结构，除了基本的语言文学知识之外，还应强化相应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知识教育，强化实践训练，努力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研究能力，培养语言能力、国际交往实务能力和国别研究能力并重的高级人才。

第三，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行业领域的整体布局和大规模推进的人才需求，以不同方式，大力培养“外语+专业”的复合型语言人才。

第四，创新培养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人才具有多样化需求，传统的培养模式和专业格局难胜其任，因此，必须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创新培养模式及方式。通过中外联合培养，提高人才对不同语言文化及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通过校校合作，整合优势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优质教育；通过校企合作，提高人才的针对性和实践能力；通过跨学科专业培养，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在培养形式上，可全日制培养与短期培训和在职学习并举，走出去培养与请进来培养相结合，输出性培养与本地化培养相结合，以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人才培养的需要。(www.daowen.com)

（三）创新语言资源开发

包括汉语在内的“一带一路”区域的各种语言文字，是十分丰富的资源宝藏。以新的理念、方式和现代技术，开发利用区域内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源，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

语言文字是人类珍贵的历史记忆。发掘这个记忆，具有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可借以揭示文化生成、发展、传播、接触、竞争的难得景观和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和启示。例如孙宏开先生根据语言的分布及其相互关联性，并联系其他方面的证据，论证了“藏彝走廊”的形成线索。他推断，以青藏高原为起点，这一带的人群曾经以多条迁徙路线向南、向西迁徙，形成了多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其中有的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南麓定居，也有从西域来去的各族群在这里贸易乃至生息。因而，这里既是伊斯兰族群的交往通道，又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核心地区，也是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各族群的发源地。这项研究，再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景象（孙宏开：《中国的语言》，2008）。又例如，汉字向东向南的流播，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汉字文化圈。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也不无现实意义。^[5]

语言是丰富的文化资源。语言文字自身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可以从中继承和借鉴生动活泼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丰富当代文化表现形式，而且也可在内容上挖掘和弘扬其中体现相关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精神，借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语言文化资源打造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旅游发展。

此外，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研发功能各异、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生动活泼、切合所在国家和地区国情民情的语言产品，也是语言服务的应有之义。这项工作的开展，必将带动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的发展。

（四）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要满足其广泛的语言需求，必须构建形式多样、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语言服务体系。这其实也是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现实要求。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际，应逐步构建以如下方面为重点的语言服务体系。

第一，语言使用服务。主要着眼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语言服务，建设常态化、系统化的服务体系。

第二，语言人才服务。包括专门语言人才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语言人才的培养、调度、继续教育等服务。

第三，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如提供语言知识库、语料库、语言信息库、在线翻译（语联网）等。

第四，语言技术服务。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软件开发、语言情报分析等。

第五，应急语言服务。即为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救援提供语言服务。

第六，语言咨询服务等。包括各种语言策划、企业及产品命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