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交际工具，任何基础建设、经贸交往都离不开语言沟通。同时，语言又是文化载体和文化要素，是经济资源，是当代科技创新的要素，这都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不同层面都需要语言支持。粗略地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预见的语言需求。

（一）语言文化融通需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这“五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基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文化融通这一核心层面上。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有效沟通。只有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获得信任，别人才会支持你铺路架桥、经贸往来、合作发展。因此，“五通”的关键是要搭建人心联通桥。如果人心不通，任何合作都会寸步难行。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信任和友谊，探寻不同国家在文化、利益方面的契合点，促进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夯实民意基础，深植社会根基，可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

在这一问题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相同的认识和诉求。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本·哈里说：“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通商通道，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和渠道。”也门通信部前部长、前驻华大使穆阿里米指出：“如今，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有责任保障世界的贫富均衡，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一个良好的范式，是一条真正的‘人文之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利益。赚钱并不是国际贸易的唯一目的，各国更应该通过贸易建立一种人文关系，找到利益的契合点，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关切，而这也恰恰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缺乏的人文价值观。”约旦前首相马贾利说：“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立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一个创造性的举措。它得以激活阿中合作的共同点，便利沿途国家之间不断增多的货物和资本流动，加强安全基础上的货币合作，并通过密切语言、文化和文明等领域的交流，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和电力等，这些合作会使各国关系更密切，并超越政治分歧，创造利益，实现均衡。”综合以上观点可见，文化交流与融通是相关国家的共同期待。其中，需要语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古代丝绸之路就是语言文化通融的典范。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兴盛千年，其关键大概就在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相伴而行、相得益彰。中外史料和史家都充分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叙利亚东部的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属于公元1世纪的汉字文锦，足以证明“丝绸之路”输送到西亚甚至欧洲的不仅是丝绸等物品，带去的还有汉语汉字等文化。英国学者U.F.赫德逊指出：“由于欧洲进口了中国的色丝、瓷器、漆器、屏风和扇子，中国的装饰设计原理和远东独特的艺术想象力也为欧洲尤其是为法国所熟悉。于是，中国的影响帮助形成了洛可可的风格，同时，有关中国制度的文字记述和中国经典作品的翻译，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有影响。”而“在波斯古典文学中，常有描述中国帝王的故事情节。波斯文学还常把最美的美女比作中国姑娘，或称赞为出自中国画家之笔”。同时，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也影响很大。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并本土化，形成了所谓“儒释道”鼎立之势；唐代，西域乐舞融入朝野日常生活，出现了诗人王建《凉州行》等诗篇所描述的“胡姬压酒，胡乐当筵”的市井风情；在元代，波斯语几成朝廷通用语之一，仅次于蒙古语和汉语，朝廷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甚至一些地方接待国外客人还专门表演外语歌曲。语言的借用也记录了文化的交融，域外语言吸收汉语的“丝”“茶”“瓷”“秦”“船”“钞”等，汉语吸收域外语言的“葡萄”“狮子”“佛”“因果”等，这些无不表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有机互动和成功结合。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文化的融通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地缘复杂，各国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差异较大，加上一些历史问题的纠葛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也还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甚至阻力。有学者分析我们在中亚面临的不利情况时指出，“对中国文化在中亚影响力的评估与认识上的偏差是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心理障碍因素”；“冷战结束后多种文化力量在中亚并存竞争，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结构性障碍因素”；“中亚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的现实障碍因素”；“苏联解体后中国劣质商品大量涌入中亚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文化走向中亚不容忽视的障碍因素”。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某些国家的炒作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给我国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可能对哈国构成威胁的国家排序是：中国46.1%，美国22.7%，俄罗斯7.3%，中亚邻国6.8%，欧洲3.6%。2012年4月在16个城市开展的题为“您是如何看待进一步深化哈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民意调查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对发展哈中合作关系持否定态度，另有27.7%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将同中国的关系降至最低程度，原因在于中国是哈国的威胁。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语言文化融通，化解误会，促进人心相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至关重要。（焦一强：《中国文化走向中亚障碍因素分析》，2015：47）

现实中也有很多以语言文化融通促进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石油企业尊重当地文化，学习当地语言，积极为所在国培训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为当地公益事业做贡献，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表明语言文化通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二）语言人才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促使沿线国家之间人员来往更加频繁，各种深度合作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大量的精通沿线国家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的人才。就现实而言，由于我国长期主要聚焦于欧美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相关语言人才严重不足，这就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人才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其一，专门语言人才。专门语言人才不仅需要精通沿线国家的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乃至部族语言，而且应当熟悉当地文化、制度、风土人情和地理，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语言需求。例如翻译、各类语言教师、语言策划师（服务于地区和企事业单位的语言规划及话语策划）、语言技术人员（语言信息处理人员、语言软件开发人员、语言资源建设和开发人员）、语言研究人员等。

其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一带一路”建设会带来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贸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法律政治人士、文学艺术工作者、历史地理研究者等跨国工作或在本国从事国际业务，因而，就这些人士而言，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而且需要掌握工作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是必然需求。

老挝中国商会会长孙磊说：“人才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人才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目前在老挝境内共有200多家中资企业，迫切需要通晓两国语言、文化，同时又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老挝苏州大学在老挝办学，等于把培养人才的学校办到了老挝员工的家门口，正好能解众多中资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老挝苏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汪解先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遇到本土人才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教育也应跟着走出去，把本土人才培养成既具备专业知识，又会讲汉语、懂得中国文化，这批人就会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这是对语言人才需求的一个例证。(www.daowen.com)

（三）语言产品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语言需求，也必然带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的需求。由于过去我国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相关的语言产品比较贫乏。

第一，需要功能互补的语言学习产品。例如教材、教学辅导资料、课件、音频视频课程、工具书、电子词典、网络学习资源、语言学习软件等。其中既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各种语言学习产品，也包括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汉语学习产品。

第二，需要方便适用的语言应用产品。例如便携式多语言翻译器、语言识别翻译、高速率不同文字输入法等。

第三，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就是以不同语言文字为元素或为载体的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娱乐产品。例如，适合跨语种使用的文学作品、影视戏剧、文化知识读本、学术著作、游戏、玩具等。

（四）语言应用服务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会促使沿线国家之间人员的大流动，例如，工程建设、商贸往来、交流访问、旅游探亲、跨国婚姻、留学等，这将会改变现有的语言格局，出现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生活环境。那么，怎样帮助那些流动人员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语言文字困难，实现交流沟通无障碍，这是相关方面必须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能的语言应用服务需求难以穷尽。举例而言，如城乡、道路和窗口行业的语言环境建设；随时随地的个性化翻译服务；各种语言培训、语言家教；语言资源平台服务；语言策划。外宣语言设计应该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系，它们也需要科学设计，以避免因话语失当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商贸营销语言策划和企业语言文化设计、产品命名和翻译、应急语言服务等，都需要有相应的语言服务。

（五）语言学术需求

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语言较多，戴庆厦（《语言类型学的基本方法与理论框架》，2014：178-179）提到了30多种，黄行和许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2014：67）按语言调研统计有50余种，周庆生（《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2013：102）统计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为33种。这么多语言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挑战，是交流的屏障，是推进“带”和“路”建设的瓶颈。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有53种官方语言，而英语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强民间和官方基础的“世界语”。跨境语言，突破了国界，凝聚着特定的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呈现出独特的语言样态，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关系，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一带一路”建设要打造“人文之路”，无疑需要开掘和利用跨境语言这一宝藏。例如，跨境语言是民族迁徙、政治变更、文化交融和语言接触的产物，积淀了丰厚斑斓的多元性历史文化，是相关民族文化十分珍贵的“活化石”，可借以研究民族文化生成、演进、传播、变异史，以及异族文化交流交融史等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揭示被湮没的历史文化谜团，从中发掘积极的因素，并继承和借鉴相关国家和民族都认同的优秀内容和形式，从而增进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彼此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持，搭建人心联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