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一个国家的社会语言库中的语言可分为强势语言（国语或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类。语言政策就是对社会语言库中的语言做出各种选择（如语种的选择、语言变体的选择、语言书写体系的选择等），这些选择可以由个人、群体或机构来做出，选择的结果可能体现在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行为（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信仰）或语言管理（语言规划）上（斯波斯基：《语言管理》，2011：72）。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社会语言库中的内容会变得更多更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强势语言就有几十种，少数民族语言则有两千余种，这么多语言，教师不可能全教，学生不可能全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全用。因此，相关的研究机构要提前做好调研，提供研究数据，写出规划草案；国家相关部门则要做出选择，制定语言政策及规划。此外，“一带一路”建设圈的语言教育、语言应用、语言服务、语言接触、语言冲突和语言管理等语言现象将日益增多，这些语言现象的出现与处理归根结底都和语言政策及规划有关。因为语言的选择、发展、教育与应用等都需要语言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都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统筹，这样才能保证语言互联互通建设的综合性、前瞻性、有效性和长远性。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组织人员研究、制定或规划有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战略目标或发展蓝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