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一个国家语言的发展史是这个国家发展、进步和不断辉煌的过程。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汉语言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同世界各国各地交往的历史上，汉语可谓可圈可点。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英语在中国的交流日趋频繁，英语不断在世界各地被使用，在殖民统治世界各地过程中，英语是桥梁，发挥了交流和沟通的作用。实践语音学家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1881—1967）^[1]主张语言需要发挥其传承作用，在交流实践中发挥作用，重视语言的有声交流形式。汉语、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它们是交流的工具，把不同语言的使用者连接在一起，彼此传递信息，交流感情。

英语的世界语地位是历史的原因所致的，中国最早的英语交流源自于英国武力入侵中国后的掠夺需求，为了做到文化入侵，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英国人开始在中国进行英语教学。当时的英语教材以英语原版教材为主，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

19世纪中叶，开始五口通商，广州成了我国最早开始英语学习的地方。1840年后，中国广州出现《鬼话》^[2]（Devil’s Talk）的英语教材，《鬼话》是我国最早的启蒙英语课本。这本教材以汉字注音为教学方法，教师主要辅导学习者提高语调，学习者的发音很不理想，交流中因为发音不清楚存在很多困难，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说在当时中国出现的标注汉字的英语“发音很糟糕”。

1884年在上海印制了《无师自通英语录》，在这一阶段，英语学习以汉语注音为主，被称为是“Pidgin English”，即洋泾浜英语。

1898年，中国人马建中出版了《马氏文通》，这本书对中国人的英语学习起到了提示作用。《马氏文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语法形式学习的教材，尽管许多人有过诸多评论，不乏贬评，但是，我认为这本书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为语言传播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始终坚持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只有交流才能让语言得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作为成熟的语言研究者，我们应该明白不能把一个多世纪前的观点放在现在的视角下来比较。

1902年，清王朝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首次规定中国中小学堂外语课程以英语为主要外语。这个规定从1903年开始实施，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中国全国范围的以英语为主的外语课学习。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4]（以下简称《纲要》）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个《纲要》被看成是中国教育界努力与国际教育教学接轨的实践。从《纲要》中我们看到了现代英语教学交流的影子，那就是把英语作为中国人和英语语言者交流的工具。不论是最早的汉语注音学习法还是之后逐渐发展和完善的交流式为倾向的学习法，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是终极目标。通过图1-1，我们会更加清楚。

(www.daowen.com)

图1-1　英语交流循环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英语教学为中国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为中国走向世界和外国与中国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猛提升，英语在中国的交流实践更加广泛。CGTN Dialogue平台每天都有一期访谈和对话节目，英语是这档节目的重要交流语言，众多中国专家用流利和母语化的英语同英语母语者进行激烈辩论。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接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畅想。“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跨国经济合作概念。毋庸置疑，国内大部分人对“一带一路”的背景及意义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那么，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否充分注意到其中的语言问题呢？

语言的实践性很强，“一带一路”的建设面临很大的语言压力，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便面对语言方面的挑战，做好语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2006年，我在非洲津巴布韦做建筑翻译工作，一次经历让我久久难忘，这个案例让我感到对语言的使用需要实践的锤炼和验证。一天，我接到驻津巴布韦一家中资公司的一位中国员工的电话，电话中，那位中国同胞显得非常着急，他让我立刻到津巴布韦Beibridge（贝特桥）海关大楼，他需要我的帮助。这家公司向津巴布韦出口一种设备，同时，负责前期的安装和津巴布韦操作人员的培训。这种设备需要隔一段时间进行保养。这天早上，中资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要停止一台设备的工作，进行常规保养。他在给津方海关负责人交流时用了“repair”这个词，这让津方海关感到很不高兴：“刚刚运来的设备，没有运行多长时间，怎么就需要修理呢？这设备还能再进口吗？”当我到海关时，中、津双方的有关人员都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向我说明了情况，告诉我他们的谈话出现了僵局。其实，在这个案例中，中方工作人员误用了一个词，即把equipment service（设备保养）误用为equipment repair（设备维修）。简单几句话后，一切进入正常。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学界是否关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我们以国内学术期刊电子数据库为例：在“主题”栏中输入“一带一路”，搜索结果有10154篇（截至2018年8月7日）该方面的学术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2015年至2016年发表的。由此可见，国内学人的学术研究速度之快及数量之多。这1万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工、商、林等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另一类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商机与应对策略。但从文化、思想、哲学、制度、法律等社会人文角度对“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很少，而从英汉语言的角度探究“一带一路”的文章则更少。

由此可见，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巨大的语言需求，我国学界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多。“一带一路”建设是跨越大洲的全球性倡议，没有语言的支撑是乏力而无为的。做好英语应用和实践的研究，可以推动和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不容小觑。

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语言问题要有所考量，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以下几个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带一路”、软件建设、语言、语言政策及规划、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