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这个众筹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时间经过四级传播可以刷遍朋友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事情从你这发出去，如果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能够看到，那说明这个消息火爆了。

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假设你的朋友圈有5000个好友（这也是目前微信朋友圈传播的上限），那么一个一级传播效力的事件就会有5000人看到。比如说你发一个宠物的照片，那么会有人来点赞，但不会有人转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级传播效力的消息，你朋友圈的5000人会看到。

而二级传播效力的消息就不一样了，你的朋友会转发一次。还是假设你有5000个好友，这条消息发到朋友圈会有10%的好友也就是500人转发，再假设这500人平均每个人有500个好友，那么一个有着二级传播效力的文案会有25万人看到。典型的二级传播效力的文案如“警惕！你不知道的十种致癌食物”“是中国人就转”等，这些文案通常会由我们的父母发给我们，但显然我们不会再转发了。

三级传播效力的事件会有多少人看到呢？如果我们还是用上面的逻辑来类推，那么这个事情会有：25万人×10%×500=1250万人看到。也就是说，它变成一个千万级传播范围的事件了。这意味着你所在的城市和你周围的几个行业圈都会知晓这件事情，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马佳佳、余佳文的事件都是这个量级的传播。

四级传播效力，我总结为微信的终极传播，这个很恐怖。如果按照上面的公式：1250万人×10%×500=6.25亿人，这基本就是微信的全部用户数量。这意味着这一件事情在全国范围内，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在某个“无线城市”，只要是有微信的地方，这件事情都能够为人所知。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家米尔格拉姆曾经提出过“六度分隔理论”，是指世界上任意两个人要想建立联系，最多只需要通过六个人的介绍就能够实现。

但根据Facebook在2011年的研究，目前只需要四个人的介绍就能把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联系起来。

2008年，这个数值还是5.28；2011年，这个数值降低到了4.74，也就是说，经过4.74次“传递”，你就能联系上世界的任何一个人。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参考网上的一篇文章：

“这个惊人的数据表明，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世人联系的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物理距离变得不再重要，而‘六度分隔理论’也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小’。”

分隔理论：从夏洛特·切奇联系到金正日只需要经过五个人就可以了。

图中文字内容为：

从明星到一国元首

夏洛特·切奇：著名选秀节目“彩虹之上”评委，为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选择女主角。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曾希望斯嘉丽·约翰逊出演《音乐之声》中的玛莉亚。

斯嘉丽·约翰逊：曾与比尔·默里一起主演了2003年的浪漫喜剧《迷失东京》。

比尔·默里：曾与迈克尔·乔丹一起出演了1996年的喜剧《空中大灌篮》。

迈克尔·乔丹：曾赠送给金正日一个签名篮球。

Facebook和意大利米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对其7.21亿活跃用户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目前全球的总人口是69亿，也就是说这项研究涉及全球至少10%的人口。在这项有史以来涉及人数最多的研究中，他们发现，Facebook用户平均只需4.74次传递就可联系到任何一个人，在有些地区这个数值更小。

Facebook的用户平均只需经过4.74次“传递”就能联系上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好莱坞耀眼的明星，还是普通的中国农民。随着社交网络和共享网站的兴起，该数据已经从2008年的5.28下降到了4.74。

研究还表明，如果需要联系的人处于同一个国家，那么“传递”次数就会降低，比如在美国、瑞典或意大利，平均“传递”次数仅为4次。此外，结果还显示，不管用户的年龄有多大（包括那些60多岁的老人），大部分人的联系人有84%在国内，只有16%在国外。同时，人们倾向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互相联系。Facebook表示：“通过这些研究工作，我们向全世界展示了Facebook在全球或局部地区范围内促进人们之间关系的作用。”

凯文·贝肯（Kevin Bacon）成为一款流行游戏中的对象，在游戏中，你可以通过贝肯把《浑身是劲》（Footloose）中的各个演员都连接起来。

研究报告称，经过多年的发展，Facebook已经将全球人口中的一大部分连接了起来，不仅有远在天涯的朋友，也有近在咫尺的邻居。对于Facebook的用户来说，不管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冰冷苔原，还是在秘鲁的热带雨林，他们都有可能通过朋友之间的介绍而相互认识。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著名的“小世界”试验中首次调查人类社交网络里的“社会资本”时发现，只需要六个人就能够将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联系起来，随后他提出了“六度分隔理论”，但他并没有使用该理论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

1994年，根据约翰·瓜尔（John Guare）的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上映，“六度分隔理论”得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同年，演员凯文·贝肯宣称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他和好莱坞的每一个人都合作过，并因此诞生了一个新的术语——“凯文·贝肯六度理论”。而四个美国大学生则决定证明一下该理论的真实性，他们为此做了测试，并制作了一款风靡全美的游戏——六度空间。

自2004年成立以来，Facebook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用户量在2008年突破1亿人，2010年则达到了5亿人，2015年的活跃用户量已经超过7亿人，而公司的下一个目标则是10亿人。除了Facebook之外，还有MySpace和Goolge+等社交网络在共同把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紧密。

像Friendster等早期的社交媒体还能够让用户连接到那些他们从未谋面的人们，但研究人员质疑的是，即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更加紧密了，但人们是否“真的”结识了互联网上的朋友？Facebook的研究发现，在Facebook上，每个用户平均拥有190个朋友，但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网上偶然认识的，而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而美国康奈尔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普通人在生活中一般只有两位能够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

对于一个初创团队而言，很难保证做到三级和四级传播。但事件的二级传播，即让自己的品牌被几十万或者百万人知晓，还是可以轻松做到的。

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把握的只是一些关键的传播节点，也就是前面说的“弱关系节点”。

和大家分享一下伏牛堂这个品牌最早的传播故事吧！我们是2014年4月开业的，在开业前的两个月，我只干了一件事。我找了大约50个好友，给每个朋友下了一个任务，我请他们去微博帮我搜一种用户：他的身份标签是“湖南+北京”，这样的人就是在北京的湖南人，也就是我的天使用户嘛！

我让我的每个朋友都去找50个这样的用户，最后差不多一共招了2000人，这些人就是伏牛堂的早期天使用户。我让我的朋友们逐个给这些用户发微博私信，再到加微信，最后大家分头和这些天使用户见面，请他们来试吃我们的米粉，我们逐渐地成为了朋友。

也就是说，伏牛堂这个品牌在正式运营前，我们就有了大约2000名早期用户，而且绝大多数都见过面。

等到我们开业两周后，我某一天晚上正在发米粉，楼上律师事务所上班的同学下班时给我打了个招呼，我很有感触，于是写下了我们第一篇品牌故事《我北大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当时发文章的时间节点并不好，是晚上11点发的，这篇文章被发到了我们的2000个用户所在的大概几十个微信群中，结果半小时内就产生了1350个转发。(www.daowen.com)

补充链接

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律师事务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问题时大多关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的基础。

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要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例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存在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连续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差不多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元管吃饭呢。怎么不好找工作呢！

这段话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多条，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当然，道理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这段话在我看来，是表达了我的关于人生的想法。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一句教诲：“岗位无高低之分，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就想通了，在我看来，法律除了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

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一定那么受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心理的负担都七七八八卸得差不多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开餐馆的问题。我开始问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岗位无高低，分工有不同”这句话，道理每一个人都懂，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这也是小学文化的驾校教练觉得工作好找而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这就是我的理想，去开一家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是实现了。我最后联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也让我很受鼓舞与感动。这个团队里，有硕士、有MBA、有公务员，我们经营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雕爷牛腩、黄太吉这样风头正劲的用互联网思维操作的餐厅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发。

互联网思维做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快的、爆炸式的东西，而餐饮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积淀的东西。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快慢之间，便容易脱节。黄太吉的名声是大了，可是产品却未必改进得那么让人满意。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认为关键在于卖什么产品：有没有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

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条对应。而我的家乡常德，人们正是把米粉当作每天早餐的主食。

常德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样的米粉店：十几张桌椅，五六个小炖锅，锅中汤水翻滚，牛肉飘香。煮粉的水、牛肉汤头始终保持着小小的沸腾，香料的多层次味道、牛油的醇味、汤头的鲜味、辣椒的香味、牛肉的肉味，俱在慢火熬制中盘旋蒸腾，纠缠不休。若有客人进店，一碗千呼万唤的米粉在滚水中沸腾一二，浇上汤头、牛肉油码，撒上几撮香葱，滴上数滴香油，抹上一点胡椒粉，红、白、绿三色交融，实在是一大享受。

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要提前约十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人可以把煎饼果子、肉夹馍经营成中国的汉堡、热狗，那我想米粉这种有着巨大的地域代表性的食物最终被经营成中国的意大利面，也可以展望。

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我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一天吃一碗是享受，一天吃十碗则是噩梦。我的一位合伙人和我开玩笑说，吃米粉已经吃得冒火。最后，我们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买了一把小秤在无数个夜晚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几张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蜗居在了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再把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算上，4月4日正式营业。这个速度应该是神速了，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搭上了大学攒下的所有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还干着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职，一个意外之喜是体重减下来了将近15斤。

“伏牛堂”是我一个小小的试验平台。这家店里，不设服务员，我们有三个垃圾桶，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按照残汤、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放好。作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我们则回馈一份水果。这个试验对我们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另一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铺则节约了人工。

或者未来这家店能够像美国的快餐店一样，本来需要四个人来运转，最后只需要一两个人就能搞定。节省出来的成本，用于提高员工待遇，为员工提供培训、职业发展机会。如果能够形成模式，或许餐饮业会慢慢吸引来更多的大学生，做米粉成为一种艺术，餐饮业也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不靠谱的心愿。此外，伏牛堂还做了很多我感兴趣、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和绿色和平的合作、和参差计划的合作等，它的未来就像一个操作系统，有着无限可能，可以加载许许多多的APP。我尊重我的米粉，尊重餐饮业，所以我们看了将近十次《寿司之神》，力求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做到极致。在尊重的前提下，我们也想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昨天，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我想了想，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或许对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经成功了吧！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争取，不难，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

1350个转发是啥概念呢？假设一个人有500个好友，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品牌在半小时内被数十万人阅读并知晓。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十万人里显然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有，于是其中有一个人是记者，他对伏牛堂的品牌故事进行了报道。这一报道，很快全国乃至世界平面媒体都跟进了，我记得最远的一家媒体是坦桑尼亚的报纸，而《人民日报》^一个月刊登了三次。此时伏牛堂可能已经被上亿人知晓。

平面媒体报道完了以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媒体也开始宣传，例如“天天向上”“对话”“经济半小时”，NHK、BBC都介绍过伏牛堂的品牌故事。这时的伏牛堂，可能就是一个全国品牌了。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不过是一个月不到。

这样的品牌传播路径，最初的起点仅仅是因为2000人。这在传统时代，是难以想象、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样的二次传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

下面的几章我将和大家分享我所理解的几个践行T型战略的关键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