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音乐活动的核心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表演与欣赏；从经济学角度看，音乐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音乐产品（作品、表演）的生产与流通（营利或非营利的传播）。因此，从音乐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来看，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体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极大依赖性。

前文已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音乐生产与消费建立在国家体制的基础上，是政府行为的财政支持，耗资巨大。同样，世家大族的音乐生产者包括三个方面，私家部伎、贵族和音乐世家，私家部伎的获得、魏晋南北朝的蓄伎行为、音乐的生产都建立在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也正因为门阀士族制度以及庄园经济特权，才使世家大族有大量资金用于购买乐人生产资料。贵族和音乐世家也正是在衣食无忧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自娱性的音乐创作、传播。

宫廷专业乐人和世族私家部伎音乐产品并不以交换为目的，恩主们需要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自我消费，自我满足，实现政府体制内和庄园壁坞内的自我循环。因此，要想实现奢华享乐之目的，唯一的依靠是皇室或世家大族自身的经济实力，而魏晋南北朝江南经济的繁荣以及商业的兴旺为不同阶层的音乐消费提供了基础。(www.daowen.com)

当然，魏晋南北朝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畸形发展，频繁的战乱，带来的是民不聊生，民间经济发展屡受重创。但是，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世袭姻亲等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封建庄园经济的繁盛发展以及世族和平民经济的巨大差异。因此，魏晋南北朝音乐的繁盛发展主要是对封建庄园经济发展的依赖，或者说是与世家大族庄园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封建庄园经济的畸形发展状况导致了音乐生产的扩大与缩小，音乐表演的奢华与简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音乐的产品类型、音乐的消费趋势，如散骑侍郎顾臻上表曰：因“过泰之戏，日五斗”的音乐消费太高，“于是除《高》《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其廪。其后复《高》《紫鹿》焉”。从这段文献可以明确看到，经济对娱乐消费的影响。通过增加或减少音乐人员、音乐演出的资金供给，来调节音乐的生产，是非常直观而有效的手段。但经济手段并不一定对音乐风格产生决定性影响。魏晋南北朝清商乐舞、吴歌、西曲、鼓吹乐等音乐种类的产生，除了经济发展的制约之外，还要受到地域习俗、社会审美风尚、民间生活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说，富足的经济和魏晋南北朝整体的风尚以及世家大族自身的娱乐需要、审美风格都成为私家音乐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