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家大族音乐生产者

从音乐经济学角度来看，音乐作为一种产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生产活动不仅仅包括音乐创作，还包括音乐表演。因此，作为魏晋南北朝音乐的一部分，世家大族音乐生产者本身也是音乐的表演者。按照社会阶层划分，世家大族音乐生产者可分为三类：世家大族的“私家部伎”（贵族所蓄地位卑微的乐工、乐伎）、世家大族中精通歌舞的贵族（包括宫廷和世家大族、寒门贵族成员）、具有一地社会地位的专业音乐世家。

1.世家大族的“私家部伎”

所谓“私家部伎”，即乐伎没有独立地位，只是作为私有财产属于个人所有，乐人的主要功能是生产歌舞以满足“恩主”的声色需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特殊原因，世家大族、官僚豪富为贪图享乐竞相蓄伎，成为乐伎的主要“恩主”。音乐活动的重心也从宫廷转移到了世家大族的坞堡或庄园之中，因此，这是一个家伎盛行的声色时代。

史料对这一特殊时期人们竞相蓄伎的情况多有记载，如西晋的豪绅石崇所蓄乐伎“尽当时之选”，所宠幸的歌伎绿珠无论是美色还是乐艺都“冠绝一时”。^[116]南朝宋时南郡王义宣蓄养乐伎多达千余人，供自己享乐。^[117]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杜幼文所蓄“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118]尚书中事颜师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119]梁时世家大族羊侃所蓄女乐更是多不胜数，以致“姬妾侍列，穷极奢靡”。比较知名的有善歌者王娥儿，技艺之高连皇宫乐人也只能屈居其下；善舞者有张净琬、孙荆玉，不仅可以做“掌中舞”，而且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善奏乐器者有陆太喜，筝艺冠绝一时。^[120]

显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所蓄私家乐伎规模庞大、数量众多，已经成为这一时期音乐生产的主力。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一类音乐生产者的组成主要有四种：

第一，前朝乐人伶工。东汉至南朝，政权更迭频繁，导致宫廷和贵族豪绅庭院中的歌舞伎乐失去了原来的恩主给养，而流落散佚，四处飘零。当时民间传唱的歌曲“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语就真实地描述了这些散落民间乐人的悲惨、凄凉状况。因此，这些前朝乐人为了生存，纷纷选择世家大族作为新的恩主。

第二，官僚、世家大族自己培养的音乐奴婢。西晋石崇为了乐舞享乐，花费巨资从南海民间买来渔夫之女绿珠，作为私家乐伎，遍请国内乐师对其精心培养。绿珠成名后又培养出了擅长弹琵琶的乐伎宋祎。^[121]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花费巨资长期培养私家乐伎，供自己享乐成为这一时期的独特现象。大量培养私家乐伎以实现自我娱乐的形式开创了隋唐文士的蓄伎之风。

第三，民间艺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更是时刻关注民间出色的歌舞艺人，常常以各种手段将其据为己有，以满足自己的声色之娱。如羊侃之乐伎张净琬、王娥儿，石崇之乐伎翔凤。

第四，赐、赠乐人。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社会，皇室力量衰微，世家大族与皇室成员共同把持朝政，形成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皇室为了巩固政权，非常注重拉拢有实力的世家贵族。于是，赐乐（包括乐人、乐部、乐器）成为皇室笼络收买世族的主要手段之一。如东晋明帝司马绍因酒色过度，卧病不起，就将自己所蓄伎妓纷纷送与臣僚。^[122]南齐皇帝在短短二十五年之内，赐给世家大族琅邪王氏以王俭为首的14人，每人鼓吹乐一部。梁皇族先后赐鼓吹乐部给28位世族官员，陈赐鼓吹乐部给20位达官贵族。^[123]

作为“私家部伎”，这些乐人无论出身如何，整体上都属于贵族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低贱。贵族可以将所蓄之伎当成普通私产随意处置。在此种状况下，乐人舞者命运极为悲惨。石崇早年宠幸年轻而又美艳的乐伎翔凤，但当翔凤年老色衰之际，就无情地将其抛弃。^[124]王恺在宴请宾朋时，让乐人劝酒，客人不喝就把劝酒的乐人杀掉，如果乐伎演奏出错，则立即处死。^[125]因此，许多乐人因不符合主人意愿，常常惨遭剥面、毁容甚至杀头。有些贵族因某种原因不能再继续欣赏所蓄歌舞伎乐时，竟逼迫这些家伎会弹琴者烧毁手指，歌唱者吞炭哑声，最后出家为尼。^[126]

当然，在这些乐人中，也不乏地位相对较高者。如石崇为培养乐伎绿珠，遍请名师，成名之后，石崇视其为至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127]《北史》曾记载乐人曹僧奴、曹妙达因得到皇室宠幸被封为王侯，一些女乐伎因得到皇室、贵族的喜爱而被封为“昭仪”“夫人”等。^[128]

2.精通歌舞的贵族子弟

钱穆先生曾说，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之所以能保泰持盈达数百年之久，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极重门风。^[129]文化成为世家大族的重要标志，优美门风是世家大族的追求目标。中古世族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家风与家学。如果说家风侧重于对世族子弟精神品格的塑造，那么家学则主要侧重于对世族子弟文学艺术的培养，两者相辅相成。再加上整个社会音乐之风的盛行，在士族子弟中形成了一种竞相研修文学、书法、绘画和音乐的风尚。从东吴世家周瑜，到东晋名士袁山松，大司马参军桓尹，南朝萧梁时的徐湛之，均是“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以致跟随名士学习音乐的富人子弟达上千人，^[130]足见此风之盛。

不仅如此，在世族内部，代代沿袭的嗜乐之风也极为常见。如陈郡谢氏，号称“五朝门第”。谢鲲“能歌善鼓琴”^[131]。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桓温请他弹琴，遂即兴演奏《秋风》一曲。模仿“委巷歌谣”创作《大道曲》，其词收存于北宋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谢尚还“能作异舞”，一次应王导之请表演《鸲鹆舞》，他着衣帻而舞，号令坐者抚掌击节，自己“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132]

在此环境下，贵族子弟有着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因此，自娱自乐，自制音乐，自己演奏，就成为世族子弟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频繁的宴飨活动则成为他们展示自己音乐产品的主要舞台。

3.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专业音乐世家

专业音乐世家也是这一时期音乐生产的重要组成。如魏晋时期的荀勖家族。荀勖掌管晋太乐，修正律吕，亲自设计十二“笛”，验证笛律，找到管口校正的方法。儿子荀籓、孙子荀邃都继承父业，主管乐府。

以创作、表演琴、笛、琵琶为主的音乐世家在魏晋南北朝更多，如魏晋时期以善弹琵琶著称的阮氏家族，比较著名的有阮瑀、阮籍、阮咸、阮瞻等；以琴乐著称于世的有戴逵、戴述、戴勃、戴颙等戴氏家族；宋、齐之世的柳氏家族的柳世隆、柳恽，也以琴学享誉一时。^[133]

（二）世家大族音乐生产方式、目的

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取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音乐生产是一种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别生产，即以家族为单位的松散型个别生产，但在家族内部，每一个私家部伎又天然地形成了一种简单的小规模的协作生产，其中心围绕恩主的喜好来转移或改变。

当然，对于贵族子弟或文人音乐世家来说，所进行的音乐生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本体现。贵族和文人音乐世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常常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具有长期或世代的延续性，其音乐产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流通表演的自主性。

世家大族音乐生产的目的主要有四种：

其一，娱他性。“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广大底层音乐艺人通过艰苦的训练，将音乐产品以表演的形式呈献给自己的主人、宾客，以博得宾主的欢心、赏赐和重视，从而换取基本的生命权利、生活保障和荣华富贵，甚至某些特殊的社会地位。当然，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音乐生产的目的是一种广义的交换，根据经济学理论，任何一种以自愿的协定为基础，而提供任何一种现实的、持续的、当前的或未来的效用，以换取某种相对报酬的行为都属于交换。通过交换，艺人们衣着光鲜，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成为贵族的爱妾与知音，甚至贵为王侯。(www.daowen.com)

其二，自娱性。这主要是指参与音乐生产的人员中还有一部分属于贵族和音乐世家，这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具有较高文学、艺术修养，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贵族或音乐世家，通过自制音乐、自我表演或与乐人、宾客同时表演，以达到自娱目的。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很多作品的产生是因情而发，因事而作。如晋王子敬因喜爱小妾桃叶而制《桃叶歌》，晋司徒左长史王兵败而制《长史变歌》。《宋书·乐志》也曾说：“六变诸曲，皆因事制歌。”这种奢靡的自娱行为与魏晋南北朝声色之社会，民众崇尚清商女乐之风是一致的。

其三，功利性。由于世家大族音乐的生产资料主体——乐人属于私有性质，其本身也是在恩主的主导下进行音乐生产。因此，所有产品在本质上不属于乐人所有，音乐产品、乐人都成为世家大族享用和交换的对象，世家大族借此来获得某种需要或回报。当然，这种需要或回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皇室笼络世家大族的需要；世家大族博得政治地位，甚至称霸一方、割据为王的需要^[134]；世家大族进行炫耀，从而彰显自己政治、经济地位和艺术造诣的需要；世家大族结交朋友的需要。

其四，家风学养的需要。世家大族重视家学，倡导艺术。认为家风学养是维系世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优美“门风”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艺术。因此，音乐无论是自我生产还是乐人生产，都是为了增添家风学养的厚度，以维系家族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音乐生产基本是一种封建庄园主自给自足的音乐生产方式，并不以“音乐”作为商品去交换社会其他生产部门的劳动产品或资料。这一方面受到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影响，另一方面“私家部伎”的私有性、世家大族的超强经济实力也决定了音乐不会作为一种商品，因此世家大族音乐产品虽属于私有性质，却并没有以“音乐产品”来积累资本的思想意识和经济行为。

（三）世家大族音乐产品类型

世家大族音乐产品种类繁多，私家部伎主要创作、表演清商音乐、丝竹之乐、吴歌、西曲、鼓吹乐等。

《南齐书》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135]所谓郑卫淫俗，主要是指清商乐、相和歌、吴歌、西曲，足见南朝审美之风尚，音乐生产的主体也就在于此。如梁时羊侃让乐伎表演《采莲》《棹歌》等吴歌，其乐伎中有以弹筝为主的陆太喜，以舞蹈为主的张净琬、孙荆玉，以唱歌为主的王娥儿，等等。^[136]石崇最宠信的乐伎绿珠擅长吹笛弹瑟，尤善《明君》之舞，作吴声歌曲《懊侬歌》等。^[137]

《洛阳伽蓝记·城南》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贵族私家部伎音乐生产的内容：

正光中……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138]

除了私家部伎生产、表演清商音乐之外，宗教性音乐也是生产类型之一。东吴孙皓世，以民间祭祀音乐《神弦乐》在宗庙上演出，接连七日而不绝。《晋书》曾载夏统的叔父为祭祀祖先，就请来两位女巫章丹与陈珠。二巫是“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巫术表演时，竟然是“撞钟击鼓，间以丝竹”，章丹、陈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然后二人又在庭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柈，酬酢翩翻”。^[139]这说明宗教音乐活动形式相当丰富，既有钟鼓丝竹之乐，又有歌舞百戏。

贵族文人擅长制作文辞典雅的相和歌、清商乐、吴歌、西曲、上云乐、倚歌、挽歌、笛曲、琴曲、琵琶曲等。如一代文宗沈约，曾创作祭祀音乐《相和五引》、西曲《襄阳蹋铜蹄》，江南弄《赵瑟曲》《秦筝曲》等，施用于皇室祭祀、贵族宴飨之中。世家大族羊侃，也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140]

《晋书·桓伊传》说世家大族桓伊多才多艺“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演奏笛子尤为出色。一次皇帝召桓伊饮宴，命他吹笛，他“即为吹一弄”，又要求表演弹筝，遂抚筝而歌《怨诗》。桓伊还善唱“挽歌”，曾作《行路难》曲，词句婉切，时人谓之一绝。^[141]

其他如南齐竟陵王子良、道人释宝月，西晋豪绅石崇，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平穆王刘铄、随王刘诞，梁武帝萧衍、王子云，等等，都创作有大量音乐作品。

文人音乐素养的普遍提高使创作、改编吴歌、西曲成为一种时尚。如晋车骑将军沈玩制《前溪歌》、宋汝南王造《碧玉歌》等。宋、梁之际尤为普遍，从《乐府诗集》载宋少帝曾制新歌三十六曲就可见一斑。

专业音乐世家以琴曲的创作、表演为主。戴逵和两个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琴家。《宋书·隐逸传》说“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但是，因为戴逵在戴颙十六岁时故去，戴颙兄弟不忍心弹其父所传之曲，于是，“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宗炳擅弹《金石弄》，宋太祖还特派一个叫杨观的宫廷乐师专门去找他学习此曲。^[142]

（四）世家大族音乐生产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什么样的音乐生产与审美娱乐方式。从政治的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权力的主体把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形成皇室与世家大族共享至高权力的局面。这就标志着世家大族掌握着社会的资源分配权力，包括音乐资源的分配权力。从经济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日益繁盛。东晋以来北方世家及民众大量南迁，有力促进南方进一步开发，江南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正如沈约所云，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43]。

萌芽于西汉中后期的田庄经济，在东汉得到了普遍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鼎盛。其内部“闭门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依赖田庄以外的市场。世家大族占有大量庄园田地，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记载了田庄经济的繁盛状况，大意为田庄土地面积广阔，种植各种蔬菜及林木，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纺织、染色、制鞋、制药、制蜡、酿酒、酿醋、作酱、制糖等手工业，以及加工制造农具、兵器。为了经营田庄，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借荫亲制获得同族人、家人及佃户的依附，迫使人民离开土地成为依附农，甚至成为流民和奴隶。田庄内部还出现了称为“部曲”或“家兵”的私人武装，平时巡警守卫，战时则随田庄主作战。田庄经济使得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税收流入国库，而是为庄园主所赚取，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垄断势力。^[144]

魏晋南北朝商业活动发达，大庄园主的宅第、大寺院、堡垒周围，特别是交通要道口，形成集市，经济繁荣不亚于宋代市井。梁武帝时，建康已经成为南北各四十里、居民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其周边也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145]。更为突出的是，经商之风在社会上非常普遍。甚至世家大族、皇室也热衷于此。如宋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宋后废帝“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齐郁林王不无羡慕地说：“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人百倍。”齐东昏侯“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146]。

政治经济的特权，为世族大家纵情享乐提供了充分保障。例如，太傅何曾：“食日万钱，尤曰无下箸处。”^[147]其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148]据《世说新语·汰奢》记述，晋武帝曾到王武子家，王家请吃饭，所用均琉璃器皿。婢女百人服务，她们衣着皆绫罗，饮食均由她们手擎。所蒸猪肉异常美味，原来王家猪竟用人乳喂养。石崇富可敌国，连皇室都自愧不如，其如厕也“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149]。

贵族们还拥有大量僮仆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刘宋时，谢昆家有奴僮一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贵族拥有的奴僮数量也不相上下。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庄园主经济时代，^[150]其核心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自给自足的大地主田庄经济是门阀士族形成的经济基础，也是世家大族音乐生产的经济基础。

正因有着如此的经济基础，世家大族的音乐生产才繁盛奢靡。《通典》说这一时期“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