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宫廷音乐消费形式

1.祭祀活动

宫廷祭祀活动是音乐消费的主要形式，据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所云，宫廷祭祀活动属于吉礼范畴，主要是对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行使祭祀之礼。包括圆丘祀天、祈谷、大雩、明堂、五帝、祭寒暑、日月、星辰、方丘祭地、社稷、四望山川、封禅、五祀、六宗、四方、四类、高禖、蜡腊、傩礼、祭酺、盟诅、衅礼、宗庙制度、乐律、宗庙时享、禘祫、荐新、后妃庙、私亲庙、太子庙、诸侯庙祭、大夫士庙祭、祀先代帝王、祭先圣先师、祀孔子、功臣配享、贤臣祀典、享先农、享先蚕、享先火、享先炊、享先卜、享先医、古祭厉、历代祭厉等。

从史料来看，这一时期宫廷祭祀性音乐消费的场所主要集中在郊庙、明堂、籍田、雩祭、太庙、燕射等活动场合。表演者主要是宫廷职业乐人，尤其是雅乐登歌乐人。由于是国家的重要仪式活动，主持者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贵族王侯，有时是帝王自身。乐舞表演的内容则有着严格的限定，或者是沿承前代乐舞或者是当世改编、新造乐舞，消费对象则是参与活动的帝王及相关臣僚。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祭祀性音乐活动不仅仅是表演传统的雅乐登歌，还常常把丝竹之乐、杂舞施用于庙堂。如《隋书·乐志》曰：“在汉之世，独奏登歌。近代以来，始用丝竹。”^[79]《乐府诗集》云：

杂舞者，《公莫》《巴渝》《盘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庙庭，朝会用乐，则兼奏之。^[80]

2.宴飨活动

《乐府诗集》云：“凡正飨，食则在庙，燕则在寝，所以仁宾客也。”因此，这一时期从宴飨的功能与场所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礼仪性、教化性宴飨

礼仪教化宴飨活动所用音乐即皇族辟雍飨射之雅颂乐，主要目的是通过饮食之礼、宾射之礼、宴飨之礼的用乐起到礼仪性或教化性作用。如《晋书·礼志》载晋武帝参照汉魏仪制而定元会仪（即“咸宁注”），并云“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其烦琐仪式内容如下：

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设。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受贽郎官以下至计吏皆入立其次，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坐，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坐。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掌礼郎赞“皇帝延太尉等”。于是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公等登”。掌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樽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还。王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王等还本位。陛下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具御饭，到阶，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持节，持节跪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妓”。乃召诸郡计吏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则，夜漏未尽七刻谓之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81]

这种在国家重大节庆（如元会）中的宴飨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使用音乐有着严格的要求，其用乐目的是为了体现“礼”的内涵。正如东晋成帝诏书所云：“若元日大飨，万国朝宗，庭废钟鼓之奏，遂阙起居之节，朝无磬制之音，宾无蹈履之度，其于事义，不亦阙乎！惟可量轻重，以制事中。”^[82]

宋孝武帝对正冬宴飨音乐活动的规定更为严格：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着袿衣，不得庄而蔽花；正冬会不得铎舞、杯柈（盘）舞。长伎、褷舒、丸剑、博山伎、缘大橦伎、升五案伎，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83]齐取代宋之后，基本延续宋正旦元会宴飨仪制。梁更注重宴飨用乐，天监四年（505年），贺玚掌宾礼，议论皇太子元会出入所奏之乐，梁武帝为遵循前代仪制，命另制养德之乐。^[84]陈太建六年（574年）在前代仪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具体程序为：

先会一日，太乐展宫悬、高、五案于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门侍郎举麾于殿上，掌故应之，举于阶下，奏《康韶》之乐。诏延王公登，奏《变韶》。奉珪璧讫，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兴，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举酒，奏《绥韶》。进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请进舞《七德》，继之《九序》。^[85]

《隋书·音乐志》则详细归纳了南朝时期宫廷固定沿袭的、制度化的宴飨乐舞生产消费情况，具体如下：

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众官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奏《皇雅》；第四，皇太子发西中华门，奏《胤雅》；第五，皇帝进，王公发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入储变服；第八，皇帝变服出储，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寿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预会，奏《胤雅》；十一，皇帝食举，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设《大壮》武舞；十四，设《大观》文舞；十五，设《雅歌》五曲；十六，设俳伎；十七，设《鼙舞》；十八，设《铎舞》；十九，设《拂舞》；二十，设《巾舞》并《白纻》；二十一，设舞盘伎；二十二，设舞轮伎；二十三，设刺长追花幢伎；二十四，设受猾伎；二十五，设车轮折脰伎；二十六，设长跷侨；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二十八，设跳铃伎；二十九，设跳剑伎；三十，设掷倒伎；三十一，设掷倒案伎；三十二，设青丝幢伎；三十三，设一伞花幢伎；三十四，设雷幢伎；三十五，设金轮幢伎；三十六，设白兽幢伎；三十七，设掷伎；三十八，设猕猴幢伎；三十九，设啄木幢伎；四十，设五案幢咒愿伎；四十一，设辟邪伎；四十二，设青紫鹿伎；四十三，设白武伎，作讫，将白鹿来迎下；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四十五，设缘高伎；四十六，设变黄龙弄龟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众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兴，奏《皇雅》。^[86]

显然，这些乐舞表演是按照宫廷宴飨活动的固定仪制次序展开，虽然乐人众多，规模庞大、演出内容繁杂，却严谨而有序，彰显了帝王宴飨乐舞消费的威严性和仪制性。总的来说，从晋“咸宁注”到陈元会宴飨用乐，内容虽以雅乐登歌为主，突出音乐礼仪教化功能，但也大量运用了百戏杂技、鼓吹女乐，在体现礼仪的同时达到“乐以佐食”之消费目的。

（2）娱乐性宴飨

娱乐性宴飨音乐，诸如皇室庆典、皇室内宴、宴飨臣僚等仪典中的音乐活动，既有仪式性，又兼具娱乐性。所谓“乐以佐食，不可废也”。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皇室奢靡风气之下，声色之娱成为主流，清商女乐成为皇室宴飨娱乐消费的主要对象。

东吴偏踞江南，但宴乐消费尤盛。《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云孙登“每升堂宴饮，酒酣乐作，登（孙登）辄降意，与同欢乐”^[87]。东晋至南朝皇帝与臣僚宴飨娱乐更习以为常，《晋书》载，孝武帝曾召大将桓伊、谢安饮宴，酒宴之中，桓伊吹笛、皇帝命御伎协奏。但桓伊却认为宫廷乐人不能相和，就申请用自家奴婢相互合奏，以致帝王宴飨之中呈现出“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的场景，“声节慷慨，俯仰可观”。^[88]

由此可见，当时娱乐性宴飨音乐活动，已摆脱了传统宴飨活动礼制束缚，强调娱乐性，帝王也在这种思想潮流中与臣僚不分彼此，共同娱乐。因此，此种宴飨娱乐表演者从专业乐人转移到了帝王臣僚，乐舞的消费者与表演者混为一体，构建了一种自娱自乐的新模式。

当然，这一时期的宴飨娱乐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帝王的享乐欲望，为此，大量的女乐人员成为宴飨乐舞消费的主要对象，如齐王曹芳“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89]。晋武帝平吴后，收纳吴国乐伎5000多人供自己享乐。南朝宋废帝刘子业荒淫到“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宋明帝看上了大臣到的爱伎陈玉珠却求之不得，便动用权力夺之。《陈书》亦载：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哥（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90]

有时也用鼓吹、钟磬之乐，如《南齐书》载：

（齐）永明（483—493）中无太后、皇后，羊贵嫔居昭阳殿西，范贵妃居昭阳殿东，宠姬荀昭华居凤华柏殿。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厢，皆宴乐处也。^[91]

（3）艺术性宴飨

在魏晋南北朝宴飨娱乐风气的影响下，丝竹女乐大盛，众多的音乐演出，大量乐人的培养及皇帝、臣僚音乐欣赏水平的提高，促使更专业的宴飨音乐出现，并在南朝梁时蔚然成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专门举办的丝竹乐会，如《梁书》载：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庚戌，舆驾幸德阳堂，设丝竹会，祖送魏主元悦。^[92]

（太清元年）五月丁酉，舆驾幸德阳堂，宴群臣，设丝竹乐。^[93]

显然，在此种宴飨乐舞活动中，饮食已不是主要任务，丝竹之乐的消费才是重点。更有甚者，一些嗜乐如命的皇帝干脆将音乐活动作为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如《南史》载：

帝（东昏侯）在东宫，便好弄，……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94]

总之，在此类乐舞活动中，消费者往往都是精通乐舞的帝王、臣僚，表演者则是技艺水平较高的清商女乐，除了歌曲之外，还以器乐演奏、舞蹈为主要内容，消费者欣赏乐舞活动不再是单纯地满足宴飨时用以佐食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赏析，从而提升自我的审美感知和满足自己对于艺术的兴趣爱好。正如文学家傅毅在《舞赋》中详细描写的宫廷宴乐歌舞的表演过程：

于是，郑女出进，二人徐侍，娇服极丽，姁媮致态。貌嫽妙以妖盅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的砾而照耀兮，华褂飞髾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动朱唇，纡清扬，亢音高歌为乐之方。……^[95]

如此高深精妙的音乐表演，让观者如痴如醉，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的艺术欣赏欲望。

（4）游宴

玄学盛行，促使魏晋南北朝人士常以隐士自居，以山水为伴。受此风影响，游览江南胜景，就成为王公贵族出游的首选。游览途中命清商女乐歌舞、鼓吹丝竹助兴，则是皇室贵戚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因此，游宴也成为这一时期宫廷乐舞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国时，吴主孙权曾乘船从武昌入江旅游，当时狂风大作，孙权却不顾水急浪险，依然兴致盎然地命舵工“当张头取罗州”^[96]，可见爱山游水之风在孙吴时期已颇盛行。刘宋宗室刘义恭，也好游乐，“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东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97]，游玩之际则宴飨作乐，其乐融融。南齐武帝萧赜，虽未曾远游，却“数幸诸苑囿”，并于“乐游苑设会，使人皆着御衣”，并常设丝竹会于苑囿，纵情享乐。宋后废帝刘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南齐书》载：

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单马先走，羽仪禁卫随后追之，于堤塘相蹈藉。左右张互儿马坠湖，帝怒，取马置光明亭前，自驰骑刺杀之，因共屠割，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98]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为方便出游，干脆将所经道路上的居民驱逐出去，“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尽室。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仗人防守”。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回宛转，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人。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出昼反（返），火光照天”。^[99]

3.赐乐活动

由于赐乐是帝王巩固皇权、笼络群臣、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时期赏赐性音乐活动就成为音乐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

文献表明，从三国开始，帝王的赐乐活动就日渐繁多。如吴主孙权在公安大宴，大将吕蒙称病不去，孙权便赐其大量的步骑鼓吹，吕蒙因而拜谢还营，“兵马导从，前后鼓吹，光耀于路”^[100]。《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列传》亦载：

权（孙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101]

当然，帝王的赏赐不仅仅有乐人，还包括乐器、乐部等，从而彰显对臣僚的宠爱和重视，而拥有乐人、乐部的数量多少，也就成了臣僚彰显军功或受皇室重用与否的一种标志。

前文已述，东吴赏赐臣僚，多对周瑜、吕蒙、诸葛恪等有军功之人，并以鼓吹导引之乐为主。东晋以来“给鼓吹甚轻”，连衙门、都将，均可赐予。《南朝齐会要》“职官”条载，南齐短短二十五年间，皇帝赐给包括卫将军王俭在内的17位高官，每人鼓吹乐一部。而这17人中，竟有14人来自侨寓的琅邪王氏。梁、陈更甚于此，据《南朝梁会要》“职官”条，梁皇族竟然先后赐鼓吹乐部给28位官员；《南朝陈会要》“职官”条则记载陈皇室先后赐鼓吹乐部给20位功臣或皇帝宠幸之臣。可见，这种赐乐活动极富政治含义，乐人、鼓吹乐部成为联系皇权与世家大族、官员的重要纽带。

除赏赐官员鼓吹乐部之外，朝廷也经常赏赐他们女乐，如《南朝梁会要》“职官”条：(www.daowen.com)

赐甲第女乐金箔。元法僧。

赐女伎一部。昭明太子。元景仲。

赐女乐。元法僧子景仲。

蒉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徐勉。

《南朝陈会要》“职官”条载：

赐女乐一部。都督、镇前将军吴明彻。都督、平北将军周炅女妓。都督、云麾将军陈慧纪。

给鼓吹女乐。司空马消难。安西将军周敷。

钟磬之乐或宫悬等礼仪性乐部也是赏赐的内容之一，如《南朝梁会要》“职官”条：

赐钟磬之乐。司空王茂。

《南朝陈会要》“职官”条：

赐钟磬一部。车骑大将军吴明彻。

《南朝齐会要》“职官”条：

赐乐

建武元年，海陵王昭文给钟虡宫悬。

甚至琴瑟、琵琶等乐器也列入赏赐范围之内，如《南朝齐会要》“职官”条载：

江夏王锋尝观武帝赐以宝装琴。

世祖在东宫，赐褚渊金镂柄银柱琵琶。

综上，赐乐成为一种惯例，除具有政治笼络的意义外，也反映了当时音乐的繁荣及社会上层对音乐的重视。乐人与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布帛珍宝等，一并作为赏赐大臣的物品，说明音乐及其表演者——乐伎在当时社会中，不光是财富象征，更是皇权贵族的主要消费物品之一。乐人地位十分卑贱，社会腐化、荒淫十分严重。

4.胡乐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乐渐趋东传南进，以建业为中心的城市和乡村也出现了胡戎之伎，南朝时胡乐已流行于宫廷。浙江瑞安出土的南朝瓷谷仓上的舞者形象，从服饰及动作风韵来看，与今天的维吾尔族舞蹈极为相似，可能是当时西域传入南方的舞蹈。这种出土文献显然与史料记载宋明帝时宫廷已有西、伧、羌、胡诸杂舞，并与《鞞舞》《拂舞》等共同施用于殿庭宴飨的情况相符。

齐梁以来，胡乐更是泛滥，成为帝王乐舞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如齐太祖萧道成曾微行出北湖，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文惠皇太子薨，其长子郁林王萧昭业却“入后宫，尝列胡妓二部夹阁迎奏”^[102]。东昏侯萧宝卷更为荒唐，常常夜出昼返，每三四更中，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103]

南朝梁元帝萧绎也爱好胡乐、胡舞，在《春夜看伎诗》中说：“胡舞并春阁，铃盘出步廊。”陈后主亦喜欢胡乐，曾专门派遣宫女学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奏之。受地方风尚影响，连大臣章昭达每日饮会时，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即使临对寇敌，旗鼓相望，也不停止享用胡乐。^[104]

5.宗教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相对式微，玄学、佛教、道教兴盛，社会上出现了多种文化观念并行发展、相互交融的现象。在各种宗教音乐活动中，佛乐尤为兴盛。许多统治者极力倡扬佛法，音乐是他们弘扬佛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类由宫廷统治者提倡、参与的以弘法为目的的音乐活动，也是宫廷音乐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音乐的消费，当以南朝梁武帝最为突出。《隋书·音乐志》记载，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105]可见梁时无遮大会已成为佛教的重要庆典，也是进行佛教音乐活动的重要场合。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设专业的乐团——法乐童子伎服务于宗教音乐活动。

皇室重视佛教音乐，而归属宫廷管辖的佛教寺院也强调伎乐活动，通过伎乐宣扬佛法。很多法师本身就是出色的音乐生产者，梁朝僧人慧皎《高僧传》记有一位高僧“家本事神，身习鼓舞，世间杂技及蓍爻占相，皆备尽其妙”。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曾描写四月八日洛阳有一千多个寺院集中游行，“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的盛大场面。其中景乐寺中举行的“六斋”音乐场面尤为精彩，以至观者目乱睛迷，以为至天堂：

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拤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106]

南朝寺院亦多不胜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时仅建康（今南京）一带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万余人。僧尼社会地位较高，常不劳而获，且用乐伎歌舞骗取钱财，以至南朝梁时大臣荀济上书梁武帝，指责社会上出现了“僧尼不耕不偶，病民费财……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的现象。

由于南方尚祀重巫，祭祀乐舞也属于宫廷宗教性乐舞消费的范畴。从东吴将《神弦乐》用于郊庙开始，民间盛行的祭祀传统、音乐活动深深地影响着宫廷，因此，宫廷的巫乐巫舞消费明显带有娱神又娱人的双向功能。南朝宋时，帝王崇巫尚祀，宋文帝的长子刘邵和东阳公主在宫内整日整夜地观赏巫歌舞的表演，宋废帝刘子业甚至亲自率领宫女数百人在宫中捕鬼，表演巫舞以娱乐。《南史·郁林王本纪》载郁林王为速求皇位，就令女巫杨氏祷祀，以音乐及其他手段诅咒文惠太子薨。南陈后主也重视巫祀活动，《陈书·张贵妃传》载张贵妃“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并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进行着放荡的歌舞表演。

（二）宫廷音乐消费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更迭，但南北经济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力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在南朝时期逐渐形成上游、中游、下游三大经济发展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如在孙策统治时期，东吴社会已经是“仓库盈积”了。东晋以来北方世家及民众大量南迁，更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社会动荡，而南方较长时期相对安定，这为经济、文化的发展繁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沈约《宋书》描绘的南朝社会经济的状况是：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一时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07]

《陈书·宣帝纪》也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建康附近“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梁武帝时，建康已经成为南北各四十里、居民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当时王公贵戚和世家大族，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裴子野在《宋略乐志叙》云，当时的宫廷是“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瑰玮，会同飨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108]。群臣、王侯将相则是歌伎填室，鸿商富贾之家舞女成群。显然，经济的发展，物资的富庶为这一时期宫廷音乐的生产与消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从文献来看，宫廷音乐的消费支出巨大。《宋书》载宋少帝刘义符“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的耗费竟然“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到明帝永泰之后，乐府规模更为庞大，为维持乐府运转，满足统治者的声色娱乐，皇帝不得不派臣僚下扬州、南徐二地敛取现钱，供太乐诸伎的衣饰、杂费。^[109]

《南齐书·崔祖思传》生动记载了当时宫廷音乐消费的状况，其云：“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并指出，一旦“罢杂伎，王庭唯置钟虡、羽戚、登歌”，“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110]

因此，为了避免过高的消费成本，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年）下诏曰：

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廪食。^[111]

即便如此，宫廷音乐的消费也是屡禁不止，这从《梁书·贺琛传》中的记载就可看出端倪：

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112]

当然，宫廷乐舞生产与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支出，也会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这进一步增加了乐舞消费的成本。^[113]

正因经济与乐舞生产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国家经济实力衰落，其对乐舞生产消费的影响也立竿见影。如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导致民不聊生，政府经济捉襟见肘，以致连基本的音乐体制都不能保证。《晋书》云：

及元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

永嘉之乱，伶官既减，曲台宣榭，咸变污莱。虽复《象舞》歌工，自胡归晋，至于孤竹之管，云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滨之磬，其能备者，百不一焉。^[114]

不仅如此，帝王还下令在宫廷演出中“除《高》《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其廪”。^[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