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生产消费的区域化是这一时期音乐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从春秋到战国，不同的政治邦国内部形成了地域化的音乐形式与内容，它导致了整个社会音乐发展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呈现出差异化。学术界也将其归纳为不同的文化圈，最为典型的是中原、北方、齐鲁、楚、吴越、巴蜀滇、秦七个文化圈，^[142]每个文化圈内部的音乐生产消费都各具特色。^[143]

如中原文化圈以郑国和卫国为中心，最典型的地域音乐是两国的“桑间濮上之音”。作为新乐的代表，其乐舞生产者遍布各个诸侯宫廷、卿大夫之家，对当时的礼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消费者“不知倦”地去欣赏，所以被推崇礼乐的周王室及其维护者排斥和否定，称其为“靡靡之乐”“亡国之音”。

北方文化圈以燕国和赵国为中心，因与胡夷接壤，“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所以其“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为倡优”，并构建了一种夹杂草原游牧文化色彩的悲壮、豪放音乐，《史记》称之为“悲歌忼（慷）慨”^[144]。此类音乐成为一种品牌在各诸侯国流布，一方面归因于大量趋利的倡优遍布各个邦国，一方面是由于燕赵武士群体日常酒乐生活的传播和影响，代表性的如荆轲、高渐离等。

齐鲁文化圈以齐国和鲁国为中心，其音乐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继承并发展了西周时期的礼乐，这在周天子衰微之后各个诸侯邦国竞相追逐新乐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如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在鲁国欣赏周乐一事，充分说明当时鲁国以保存完备的周乐而自豪。从演出的节目单来看，不仅有作为天子八佾之舞象征的《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还有乐工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等，以致吴国公子札叹为观止。^[145]同样，齐国也以传承周乐为特色，如孔子就是在齐国看到了天子之乐《韶》，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赞赏云：“尽美矣，又尽善也。”这说明齐鲁之地的音乐生产消费具有典型的西周礼乐之风，虽是沿承前代，但这些音乐已经成为地域性音乐产品的标志。

楚文化圈以楚国为中心，其地域性音乐主要体现在巫乐舞和金石之乐的生产与消费。前者有着悠远的文化渊源和浓郁的风俗氛围，所谓“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观作乐，歌舞以娱神”。因此，在此氛围下，楚国从宫廷到民间，从日常娱乐到国家大事，到处都存在巫乐舞的生产与消费，甚至在国家灭亡之际，楚灵王还亲自鼓舞于神坛，足见信仰之深。而屈原所搜集整理改编的民间诗集《楚辞》更是生动地刻画了楚地民间祭祀乐舞的盛况。楚国强盛的经济和先进的制造工艺也诞生了大量精美的乐器，代表性的是曾侯编钟，制作之精良、规模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

吴越文化圈以吴国和越国为中心，其地域性音乐生产消费主要体现在具有典型江南风情的女乐——吴歌越舞。巴蜀滇文化圈以巴国、蜀国为中心，其地域性音乐主要体现在巴渝之舞，这是一种兼具巫术和军乐性质的歌舞形式。其风格凌人，表演时前歌后舞，所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虚，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146]。秦文化圈以秦国为中心，因地处西部边陲，与西戎相接，音乐产品具有刚健纯朴的风格。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云：“夫击瓮叩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147](www.daowen.com)

为何会形成音乐生产、消费的区域化？深究原因，主要是独特政治结构、经济水平和文化传承所决定的。因为，从政治结构上来说，春秋战国是典型的诸侯割据时代，其政治结构本质是松散式诸侯邦国联盟，仅仅是形式上统一于周天子的管辖，地方诸侯在自己的邦国内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利。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的邦国相对封闭，地理上以及传统风俗文化的交融必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音乐文化特征。另外，奴隶社会构建的分封制遇到中央集权的弱势之后，各个分封国家开始走向独立，形成国中之国。于是，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构建了差异化的社会经济。不同地域群众的审美需求差异性、经济差异性也必然导致音乐生产的差异性。

从文化渊源上来说，不同的邦国政权有着自己的历史源流，在历史上受到中央集权不同程度的对待，属于天子嫡系邦国则享受着与天子类似的音乐生产消费行为，甚至是中央集权直接赐予的天子之乐，再加上地域的封闭性，导致这些邦国渐趋成为天子之乐的有效保存者、生产者、消费者，这也必然导致礼乐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然，地域邦国经济、政治的相对封闭并不影响国民的自由流动。因此，流动的民众、趋利的音乐生产在消费需求的刺激下逐渐走出自己原有的生存环境，再加上各个诸侯国为了发展经济、军事所推行的吸引民众的惠民政策，音乐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地域品牌的形成。所以，史料中所提到的秦声、楚声、越声、吴歌、蔡讴、郑舞等，就是各地域邦国音乐繁荣并逐渐形成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是各国音乐交流频繁的体现。

从本质上来说，音乐生产消费的区域化推动了整个时代音乐的繁盛。尤其是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各个诸侯君主竞相蓄养各地音乐生产者供自己享乐；另一方面各国的都城和处在某些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发展成为繁荣的大都市，诸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楚国的郢等，繁荣的都城经济有力地吸引了各国职业乐人和乐器制造者，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音乐的交融，推动了音乐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