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整个社会资源归奴隶主自由分配，因此，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音乐的生产、消费呈现出非商业性，即音乐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是在奴隶主内部进行循环，并没有出现商业行为。这种音乐生产、消费的内在循环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音乐生产资料（包括与音乐生产直接相关的资料如作品、乐器材料等；与音乐生产相关的间接资料，如表演道具、服饰等）的所有权归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通过赋税或进贡制度，获得物质支配权和生产材料的控制权，并运用手中的权力、财力来调配这些生产资料，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音乐生产、消费。

其二，音乐生产者大都是专业的乐人，这些乐人的社会身份属于奴隶，虽然部分专业乐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贵族阶层），但居于主体地位的依然是广大奴隶乐人，这些乐人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不能够将自己的音乐制作技艺、表演技艺转化成个人财富，也没有为乐人提供进行商业交换行为的市场。乐人的生产主要是在奴隶主的支配下进行，乐人本身也属于奴隶主从事音乐生产、消费的工具或材料。

其三，音乐产品传播与消费的主体是奴隶主阶层，所有的音乐产品都是按照奴隶主的要求而进行生产，奴隶主阶层建立固定的消费场所，进行自我消费。(www.daowen.com)

虽然夏商周时期音乐的生产与消费是非商业性的，但由于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音乐产品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环，已经具有某种交换价值，开始“等值”于创作者所需要的其他劳动产品。正如曾遂今先生所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年代中，以音乐为业、以音乐换取生存、将音乐“等值”于某种物质的量，已成为当时社会中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还将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地发展。而在“零值时期”的原始社会里，这样的现象是绝不可能出现的。^[121]

当然，按照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对于提供这些乐舞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本身就是商品。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也有一定的交换价值。^[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