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部族社会主要是依河流和良田而群居，长途的迁徙比较少见，这就导致整个社会人群的流动范围极为狭窄，人们的活动区域也较为固定。虽然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社会分工，产生了专业乐人，但从事音乐的人员要么是具有神秘地位的巫觋，要么是从属于部落首领的专职艺人，并没有出现以谋生为目的的乐人及其自由流动现象。因此，这一时期的音乐传播方式相对简单，传播区域相对固定。

当然，根据考古学研究，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扩张，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浪潮，从而引起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如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同样，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74]

虽然音乐的直接传播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充分证据，但从这一时期玉的传播中似乎能窥探出音乐文化传播的雏形。通过现代学者的研究，大溪文化的玉作为一种艺术品或礼器之后，不仅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进行交流传播，同时大溪文化居民还可能同四川、江西腹地、广东和位于淮河流域的河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甚至通过中间媒介与长江下游的同时代居民，进行玉的经济文化交往。^[75]

从艺术传播规律来看，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新旧石器时代，一个乐器的制造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漫长的推广、传播、发展完善和继承延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或艺人的流动和相关乐律文化、表演技艺的传播。如从鸟兽骨骼为材质的乐器，到土制乐器，到陶制乐器，再到金属冶造乐器，不同技术的产生，必然都伴随着音乐人员的流动、音乐技艺的传播。即便是同一种乐器、乐舞，如贾湖骨笛，如果要使用、流行，也必须伴随着乐器制作者在制作技艺上、乐器表演者在演奏经验上的传播；而每一种音乐，尤其是大型音乐的产生、表演，都需要专业人员的流动与传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乐器、音乐产品具有独特性或唯一性，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氏族都能生产，因而必然会出现像玉以及其他手工产品一样的趋于经常的商业或非商业性质的交换。^[76]

虽然新旧石器时代并没有产生音乐的商业行为，但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音乐等同于物质财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很多墓葬中已经频繁出现将不同乐器作为礼器和财富标志进行随葬，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远古人类音乐经济观的萌芽。

在此背景下，音乐从生产到传播与消费的循环过程，其成本构成或所需物质经济基础显然不能一概而论。(www.daowen.com)

旧石器时代，音乐、乐器的生产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据其生产方式来看，成本似乎相对低廉，大量乐器往往是在劳动生活或祭祀活动中就地取材制作。如早期骨哨取材于鸟兽肢骨，其目的主要是作为捕猎工具；即便是精美的多孔笛，也没有在材质上进行创新。陶响器也基本是对自然界的石材进行简单打制而已。音乐也是人们有感而发的个体或群体的自发性创作，甚至是对自然界的模仿之作。如传说中伶伦模仿凤凰之鸣制作六阳律与六阴律，质效山林溪谷之音做音乐，等等。当然，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是“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77]的状态，社会财富极度匮乏。在此背景下，任何音乐的生产都显得成本极高。

新石器时代，包括祭祀音乐、庆典音乐在内，大部分音乐是部落首领或联盟首领委托专业乐人进行生产。前文已述，这种生产既有个体也有群体。这实际上是以部族政治资源和部族财富为基础进行的音乐生产。而音乐的传播与表演则需要更多的财富消耗。如禹在征战苗夷过程中的载歌载舞表演，持续七十天，规模宏大，表演者众多。这一音乐的生产、消费成本显然极为高昂。当然，这背后是以禹为首的部族联盟的财政支出为后盾的。再如文献记载舜时期的《韶乐》、禹时期的《大夏》，表演人员众多，遍布庙堂上下；作品结构庞大，连续九次变化；表演形式多样，既有“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又有“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还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因此，从制作音乐、乐器，到置办装备多样的音乐道具、服饰，到建设宏大的表演场地，到蓄养大量的音乐表演者，从长期的音乐练习到演出，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支出。而这庞大的经济支出显然不是个体所能承担的，必然是以统一部族的雄厚物质条件为基础，以部族领袖的自由调配权力为前提。

《尚书·禹贡》载，当时天下分九州，各地均有独特之物产，如兖州盛产漆、丝、织文等，徐州盛产翟、桐（制作琴、瑟的材料）、磬等，扬州盛产金、银、铜、象牙、皮革、羽毛（鸟羽，舞蹈的道具）、兽毛等，豫州盛产磬错（制磬之错），梁州盛产砮磬、熊罴、狐狸织皮等，东夷盛产丝（山桑之丝，坚韧为琴瑟弦者）等。^[78]这就导致如果要生产音乐（乐器），仅仅依靠就地取材，进行简单打制，不仅无法满足需要，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要生产精致的新乐器，必然要进行交换，综合运用各地不同材料，才能使这些乐器成为稀有物品，成为贵族的财富象征。而要实现异地材质汇聚一处，必然耗费更高的经济成本，这也渐趋产生潜在的商业行为。

当然，正因为这类乐器生产成本太高，奴隶主在日常的音乐生产中常常会注意节约成本。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考古学者指出，当时陶寺先民曾在大崮堆山采石制磬，而近邻南坡就是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厂。^[79]这说明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控制音乐生产成本，在乐器原材料的基地设立制造工厂，省去了材料搬运之环节，从而实现成本节约，然后再以成品传播至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