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以部落和部落联盟为主，黄帝、尧、舜、禹分别是不同时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在部落内部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家庭单位）或族群。因此，贯穿整个石器时代的社会生活模式是以群居生活为主体，这就导致具有族群、部落或部落联盟政治地位或功用的公共场所成为这一时期音乐产品传播、消费的主要场所。
当然，石器时代的生产力低下决定了在社会生活中巫阶层的神秘地位，以及族群宗教活动的频繁。如考古学家在辽宁发现了5500年前的“女神庙”，还有相关的祭坛、积石塚等遗存。据考证，“女神”是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想象中的。这说明远古祭祀音乐的表演场所已经定型化。因此，部族或部族联盟的中心聚落、“殿堂”和宗教场所就成为这一时期音乐活动的主要文化空间。
证据远远不止如此。1982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后期）发现有类似殿堂的大型公共性建筑和宗教性建筑：在约290平方米的大房子前面有一个约130平方米的地坪，中间有两排柱洞，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与柱洞对应，均为6个。后面有一个露天火塘。房子规模宏大，质量考究，地面和墙壁也抹有灰浆，显得非常圣洁，远远超过一般的居室，当是一所召开头人会议或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69]学界常称之为“中心部落”或“中心聚落”。特别是火塘后面的地上，用黑彩画了一幅宗教画，面积达1平方米。像是两个人在一个方形台子旁边跳舞，其内容可能是描绘杀牲献祭的仪式，也可能是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画。[70]这幅舞蹈图画据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是中国有关原始舞蹈的最早实物资料之一。由此可见，在如此庞大的祭祀音乐活动中，消费场所是固定的祭坛，消费的对象是部族成员。由于祭祀音乐或庆典音乐的特殊性，参与者本身既是表演者又是欣赏者，因此，这一时期音乐的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三位一体，不分彼此。(www.daowen.com)
仰韶文化后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这样大型的公共建筑，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在部落联盟的统治下，各个部落都出现了大量的公共场所，而这些场所显然是在部族首领支配下进行大型音乐、群体音乐、祭祀音乐的表演、传播、消费的主要场所。
（二）城堡
城市雏形的出现也标志着远古音乐传播和消费场所的进一步固定化。经考古学者论证，最早的城堡应属于龙山时代。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村，河南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和湖南沣县南岳等处。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城市雏形并不是孤立存在，必须以乡村为依托，依靠乡村提供粮食、原料和人力资源，从而城市又会给乡村以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支持，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建立起社会联系的新格局。[71]城市的出现，标志着音乐生产、消费、传播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传播、消费的对象也开始出现层级分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平等的部族成员，而是形成以部族首领、贵族以及城邦内普通群体成员为主体的消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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