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序^[1]

一

以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韩启超博士为首的几位青年学者，敢于探索创新，编撰了《中国音乐经济史》一书，现即将出版，嘱我写一点文字作为序文。

我当然义不容辞，因为我是他们开展这方面研究的鼓动者。多年前，我所带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曹丽娜，受我的指定和影响，以《唐代营利性歌舞的生产与流通》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顺利毕业后，她通过选拔进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任教，而且较快晋升为副教授。她的毕业论文，也很快引起学界关注。尤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教授（现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就曾在一次综述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的会上，专门介绍了该文，并给予很高评价。这也令“始作俑者”之一的我，信心倍增。此后，又先后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多位硕士、博士生。他们以不同时段不同具体内容的中国古代音乐经济事项，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并均通过答辩顺利毕业。现在，在韩启超博士的带领和推动下，这些成果得以串联成书，并能奉献于世，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件好事。

我相信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深化和机遇。

二

回想这些青年学人尝试进行音乐经济方面的研究，从开始直到现在，在获得鼓励表扬的背后，也曾遭遇种种困难和不解的诘难。

其中，有不少难以逾越的主、客观障碍。

比如，这几位青年学子，包括我这名背后鼓动者，原来学的都是音乐学，没有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非常缺少相关研究的学术“支持系统”和学识储备。这当然是一时难以解决的巨大困难。

又如，古代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自古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相关文献材料和实物史料不仅稀少，还零散难觅。显然，不可能在这些有限资料上，进行现代经济学家们爱用的“总量分析法”“个量分析法”，或分析研究其中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所积累的数据，更不可能采用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数字化管理”之类的标准来考量。

再比如百年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经济是基础”更应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但翻检已有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论著，虽也常提及每一时代音乐艺术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环境，但往往“远景”与“近景”，经济基础与音乐艺术，两者处于皮、毛关系，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并没能深刻揭示出相互间内在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密切互动，更无从展示每一时代音乐经济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时代特色。

虽然缺少必要的、可以直接参考和依据的前人相关成果，研究起来困难重重，但这些青年学人不避筚路蓝缕，仍戮力向前。

三

他（她）们的尝试和努力，除必须面对的主客观困难外，扑面而来的，还有因诸多不解而引发的疑问：

你们不是学经济的，懂什么经济，研究什么经济呢？

音乐是音乐，艺术是艺术，经济是经济，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研究经济离不开数据和数学，没有数据，怎么能研究经济呢？你们拿得出多少古代的、翔实可靠的音乐经济数据吗？你们懂数学（尤其高等数学）吗？

你们知道古代一场演出，成本多少钱，票价多少钱吗？

…………

产生这些疑问，还比较容易解释回答（详后）。更难的是他们还遭遇种种诘难和反对，甚至连“音乐经济”“音乐经济学”等概念，也遭到反对。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因为“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只能用“音乐的产业”“商业化”，甚至可用“音乐的经济学”，而决不能采用这种“A+B”式命名的“音乐经济学”。

四

如果是缺少相关文化历史知识（不知道古代音乐经济方面的记载和具体数据），甚至没有经济学常识，对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的关系一无所知，从而提出若干疑问，甚至某些责难，都好理解。不知者，不为怪嘛。

比如，我们能不能研究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能不能探索音乐经济学？

科学研究发展的历程表明，各种科学学科，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同时，也有新的学科、新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另外，不同学科之间也会相互交融渗透，产生种种新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诸如生物化学，音乐治疗学等）。

据网络数据，今天的学科数目，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五千多个，发展到了一万多个，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音乐经济学，不过是音乐学与经济学两大常见学科相互结合的交叉学科，不过是已经在我国出现几十年的艺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已。

况且，科学的探索、发展，本来就没有任何禁区，也没有止境。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哲学与科学》一文中明确指出：

对于近代科学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每一个事实，甚至最微小的、最丑恶的、最遥远的、最疏离的事物，在现代科学看来都是合法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的存在，科学已变为真正普遍的。没有哪一件事物能够逃避它，没有哪一件事物必须被掩藏或悄然逝去，也没有哪一件事物必须保持一种神秘。^[2]

音乐与经济的联系，当然不是“最微小的、最丑恶的、最遥远的、最疏离的事物”。即便后面种种事物，也都有研究的必要，也都不能保持其神秘。那么，我们尝试研究中国古代的音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可？

因为科学研究没有任何禁区，所以去研究音乐与经济的关系，也就是开展一点音乐经济学的研究，哪怕简陋粗浅，也不足为奇为异。经济本来就是人类所有社会“上层建筑”都离不开的重要基础，经过多年教育指引，这本应是我们打小就耳熟能详的基本常识。

当然，要进行任何一种科学探索，都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知识，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但人非“圣人”（包括被推崇为“圣人”的孔子），都非“生而知之”者，都是学而后知的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好学的青年学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从而掌握从事某类科学研究（比如经济学、音乐经济学）的一定基础和初步能力呢？

五

在这里，我想大声为音乐经济的研究鼓与呼：

越是基础越需重视，越是艰险越要向前！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当年的开创性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恩格斯晚年也强调指出：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因此，研究艺术，研究艺术史、音乐史，不能只看艺术、音乐本身，必须也应看到艺术、音乐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离不开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影响与制约。

音乐艺术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聪明的中国古人早已发现，留下许多重要记述。比如，墨子为什么提出“非乐”？

《墨子·非乐》篇就认为，仁者是为天下考虑的，不是“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若“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墨子强调自己之所以“非乐”，“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当然知道“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的美好动听，知道各种感官的美好享受。但他反对的是统治者们为追求这些享受，而去“亏夺民衣食之财”！

墨子还指出，音乐不能使民众得到衣食，不能解除“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之三患。他还从制器、奏乐、听乐三方面指出，音乐，会成为天下之害。因为制造昂贵的乐器，必将“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奏乐者表演者，也要吃好穿好，“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掌（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听乐还会让君子、贱人废误工作，而追求浩大的音乐表演，会使“国家乱而社稷危”“仓廪府库不实”“叔、粟不足”“布衫不兴”，甚至亡国。

因此，墨子看到了经济基础对兴礼乐具有重要作用，而过度追求乐舞的宏大壮观，费时费财，“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将会造成过度浪费，将会把经济基础压塌。

墨子的批评，也反映出“礼崩乐坏”的当时，各国统治者争先恐后追求奢华乐舞，力求“大其钟鼓”，从而造成大量浪费。这些描述，深刻反映出当时乐舞的繁盛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持，经济是上层艺术表演的重要基础。

考古发现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大量珍贵音乐文物，包括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的错金青铜编钟，其规模空前辉煌空前宏伟。可以想象，没有发达的经济条件支持，没有曾国统治者的强力搜刮，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音乐艺术奇迹。

汉代太史公司马迁，也独具经济学眼光，《史记》中专设《货殖列传》。按《广雅》云，“殖”，立也。孔安国在对《史记》所做的注中引《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也。所以该列传专门记载各地物产和经商活动。文中明确记述：“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说明当时赵、郑等国，多有擅长才艺且貌美的女子。她们不远千里远嫁或提供乐舞服务，以追求富贵生活。这些乐舞人既是一种当地的“出产”“土特产”，而她们的学艺和技艺推销，也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商业经济行为。

《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土地贫瘠、人多地少的中山国，从小培养唱歌跳舞和演奏琴瑟等乐器的歌儿舞女，（这些乐人）同样是当地重要“出产”。她们学成以后，向各国输出，为社会上层提供乐舞服务。太史公显然是从各地出产和商品交易角度，来分析记述这些文艺人才的培养和流通的。

如上所述，聪明的我国古人，早就以明锐的经济学眼光看待艺术活动。为什么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是基础”教育的音乐学界，很多人听到有关音乐与经济关系的话题，还会感到意外呢？难道我们真既不如古人般有眼光，又不能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的重视？

六

又如，一些音乐学者问，没有大量数据，没有收入开支的明细数据，怎么能进行经济研究呢？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量数据与公式，便不能研究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关系。

其实，只有大量数据和吓人的数学公式充斥，各种统计表格满天飞，才是经济学的研究，这是外行对经济学研究的一种误解。

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对远古时代“狩猎经济”“游牧经济”“小农经济”的判断与定性，能有多少可靠的、明晰的统计数字？这些重要判断，难道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做出的吗？(www.daowen.com)

古人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近人说，“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其中虽无具体数字，不也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吗？

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其时代，把经济学看成是人文科学。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数据和数学公式不多。数学和数据，是在19世纪末至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中才大量出现的，也的确非常重要。

因为在19世纪末，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边际革命”，边际观念的引入，使经济学得以脱胎换骨。研究边际概念，就必须运用微积分中的增量分析方法，特别是采用偏微分中的增量分析。而数学一旦进入经济学，也立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正因为数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很大，近代经济学也越来越离不开数学。自从1969年诺贝尔奖开始增设经济学奖后，得奖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数学者，有的人本来就是数学家。^[4]

今天，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类别，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学科，比如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文字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有的经济学科大量采用数学和公式，但也有少用，甚至不用数字和数学的经济学学科。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写出《生活中的经济学》（2005年出版）一书。此书是“通过作者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生活的点滴经验，说明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书中很少有枯燥的数据，甚至没有什么艰深的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式，但它确实做到“把深奥的经济学还原为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5]。该书不仅非常成功地热销，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茅于轼先生指出，19世纪末以来，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理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数理经济学”，也使经济学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这种发展，却越来越偏离创造主流经济学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其所处时代把经济学看成是人文科学的本义。数理经济学力主用客观的、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由于自然科学中，没有“是”和“非”的价值判断，只有“对”和“错”的逻辑判断，所以，清华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樊纲公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

他所说的“经济学”，应该就是这种自然科学式的数理经济学。^[6]

茅于轼先生与岑科合作，2013年2月，出版了一部新的经济学专著，叫《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茅先生说写作该书的本义，就是要经济学回归人文，建立“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主张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利是不是一定害人，社会和国家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能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显然，人文经济学具有超出单纯自然科学的视野，“这种研究已经跨越经济学，进入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7]

所以，该书干脆在副标题中点明，它是一本“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看来，确实也有很多人需要这种“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以便让更多的人（包括我们许许多多的音乐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学习经济学。

茅于轼先生还强调指出：

我们相信，再复杂的数理关系也能通过语言把它说明白。而且经济规律未必一定要用数学才能证明，我们的生活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说明经济规律。所以人文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不用数学的经济学。”^[8]

我们能够因为这些著述少用，甚至不用数字和数学公式来谈论经济，便可以说它们不是经济学著作吗？

英国学者哈耶克（F.A.Hayek）撰写的《通往奴役之路》^[9]，是世界经济史、思想史上的名著，在哈耶克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1974年，鉴于哈耶克“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冈纳·缪尔达尔（Cunnar Myrdal）一起，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0]

这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著作，居然也没有高深数学理论和大量数据。

当然，哈耶克还写有许多经济学、政治学论著（如《货币理论和商业盛衰周期性》《价格与生产》等），其中运用了大量经济数据和数学公式。但恰恰他这部最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大作《通往奴役之路》，真的没有采用多少数据和公式。

难道，能因为这部代表作少用，甚至不用数学数据和表格，便否认它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巨著吗？

七

反对使用“音乐经济学”的学者，说“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认为只能用“音乐产业”、“商业化”或“音乐的经济学”，但绝不能用这种“A+B”式命名的“音乐经济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其实，“艺术经济学”一词，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中国学界运用，很多学者并先后发表、出版了诸多艺术经济学著作和论文，不可谓艺术经济和艺术经济学概念“尚未形成”。^[11]“音乐经济”和“音乐经济学”，也只不过是“艺术经济学”的合理发展与具体延伸，怎么就会让这些学者感到大惊小怪呢？

反对“音乐经济学”而主张采用的“音乐的经济学”之名，不也是“A+B”式吗？大而言之，为什么音乐考古学、音乐声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图像学，或民族音乐学、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等，均可以采用“A+B”式命名？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琴学”“书学”“诗学”“曲学”等，也都可以采用“A+B”式命名，且今天仍继续沿用？那为什么偏偏不允许“音乐经济学”也采用“A+B”式命名呢？

如果说“音乐经济学”的“A+B”式是因为“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那么其他“A+B”式的命名，包括上述种种学科名称，不也都是“概念”已经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吗？它们难道都是形成了“A+B”式概念之后，才有“A+B”式命名吗？

是先有事实还是先有概念？如果不允许尝试、不允许探索，甚至不允许失败犯错误，上述大量“A+B”式的命名，又从何而来？它们不都是“尚未形成”时，便开始有学科结合，开始有“A+B”式命名的探索了吗？

大家知道，早在汉代文献中，就已出现了“琴道”这种“A+B”式命名，桓谭便著有《新论·琴道》。蔡仲德先生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琴论”^[12]。说到“道”，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在汉代人心目之中，难道“道”比“学”低吗？当时桓谭提出“琴道”，就采用了“A+B”式命名。如上述，这既然是第一篇完整的琴论，也是迄今最早提出“琴道”的文章，难道也是“这一概念”已经形成之后，才允许它“出现”的吗？有什么材料证明“这一概念”，早已形成？当时，又是谁来允许、批准“琴道”“这一概念”，可以适用“A+B”式命名呢？

古代当然没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近现代学术词汇，但如果因为它们是近代或“现代词汇”，后人如马克思等学者，就不能用其来研究远古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吗？如果没有可以直接替代的“历史上即有的概念”，后人（包括马克思）就不能创造、运用新的能说明问题、能包容古代内涵的学术概念吗？

固然，中国古代有“艺术”“经济”等“即有概念”，它们也不能严格等同于我们所运用的“现代词汇”中的“艺术”“经济”等词汇。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运用这些“现代词汇”的“艺术”“经济”，来描述古代的事项吗？

再广而言之，古代当然也没有地球、世界、人类、现代化等“现代词汇”，那我们就不能谈论古代的地球、世界和人类，以及他们的“前现代化”了吗？

八

众所周知，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具有示范意义的艺术史、美学史著作。丹纳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古希腊的雕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极其精彩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他努力复活承载着、影响着上述不同时期艺术的具体文化背景与生活场景，指出每种艺术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说明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满足社会要求。他所标榜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在艺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许多学者所遵循。

但正如该书译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指出：丹纳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还只限于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总之，仍属上层建筑的东西。丹纳还是忽略了或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面——经济生活。因而傅先生认为，尽管该书材料非常丰富，论证非常详尽，但仍不免不全面之感。^[13]

傅雷先生的这一批评，对我们学习丹纳的《艺术哲学》，提升对中国音乐史、艺术史的研究，是不能忽视的忠告。

看来，我们还需要加强经济是基础的认知，而越是基础，就越需要人们重视。我们研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一的音乐艺术，怎么能脱离发生着深远影响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经济行为呢？光亮的舞台之下、舞台之后，以及环绕着音乐艺术的有关方方面面，无不受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双看不见的经济大手、市场大手，在影响和支配着艺术的发展和传播。

忆当年我们刚开始尝试音乐史学的研究时，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对我们的点滴粗浅探索都热情鼓励，勉慰有加，甚至比看到自己儿女取得成绩都更加欣慰。我们在学习继承他们科学探索的宝贵成果和成功经验时，也应学习他们对青年学人的支持和鼓励。我们能不能给关心艺术经济基础研究的青年学子们，多一些帮助，多一些掌声和支持呢？

对有志探索音乐经济问题的青年学人，我想借此机会也对你们说几句心里话。

当近代科学开始诞生之际，为了追求客观真理，比如为揭示地球围着太阳转，就有多少前辈科学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向前。意大利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音乐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相关知识，打好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支持系统”。虽然我们初步的研究成果能够结集出版，但也一定要看到自身的诸多不足。要认真聆听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继续努力，不断完善，以创造更大更多的成绩。我们尤其要努力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前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险、勇敢追求真理的伟大探索精神。

今天，有人向我们提出各种疑问，甚至因缺少经济学和科学知识有所误解时，不必多虑计较，反而应更好地解释、说明，并将这些疑问和建议当作继续探索的动力。

因为，我们既然要追求真理，就要坚信：真理的火光，定能廓清雾霾，照亮未来！

【注释】

[1]秦序，1948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另兼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2]〔德〕雅斯贝尔斯.哲学与科学／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104.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4]参阅茅于轼，岑科.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2.

[5]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二版）［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该书当年11月就已经第9次印刷，可见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引语见该书封面介绍语。

[6]参阅茅于轼，岑科.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3-4.

[7]参阅茅于轼，岑科.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5.

[8]见《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封面。

[9]〔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3.

[11]我国学者李书亮等于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建立艺术经济学的问题。顾兆贵从1987年便开始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大专班、文化局长班，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部等处讲授艺术经济学课程。参阅顾兆贵.艺术经济学原理·后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顾兆贵.艺术经济学导论·后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1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397.

[13]〔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