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的通胀，在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的经济运行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改革给经济注入活力，提高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17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向前发展，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更以13%左右的幅度高速增长。但高增长之后，随之出现通胀，这种周期性通胀迄今已经历了4轮。80年代中期以前通胀一般保持在10%以下，而1988年物价水平上升18.5%，在最近一轮经济周期中通胀高达21.7%（1994年）。

中国经济表现出的非常规性波动原因何在？

经济运行中呈现出的周期性的高通胀，其原因主要在于增长速度、增长模式、经济体制等方面。（1）增长速度超过国力，引起货币超量发行和信贷失控，这种情况，存在于8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次严重通胀中。（2）粗放型的增长，由于其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使产出价值量与信贷资金投入量之比越来越低，例如1994年信贷总量与GDP之比为8.2∶1，1995年为8.6∶1。它表明单位价值增量需要耗用更多的信贷资金，这也表现出粗放型增长模式固有的通胀效应，这种通胀效应在近年来的发展中越来越明显。（3）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高速度不一定都带来高通胀，在那种相对节约投入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下，特别是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下，可以出现高增长、低通胀。人们可以看到：亚洲四小龙曾经有长达20年的7%～8%的增长率，而通胀率在5%左右；马来西亚1994年、1995年增长率大约为9%，而通胀率保持在3%、4%的低水平。可见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出现的高通胀，其深层原因是转轨期体制的不健全及其造成的自我调节和政府调控功能薄弱。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缺陷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转轨期改革不到位的微观主体。改革给企业引入利益驱动机制，但企业并未摆脱国家负亏损的产权模式和割断国家与企业间的脐带，自主经营+传统国有产权制度，意味着企业引入利益驱动而又缺乏内在制约机制，企业行为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就难以避免，其集中表现就是投资饥饿和消费亢进。投资饥饿表现为不顾效益，乱上项目，造成投资扩张；消费亢进表现在工资基金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侵蚀积累的过度消费。而这二者都会表现在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渴求，并且必然带来信贷扩张。(www.daowen.com)

第二，转轨期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尽管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但价格体系尚未理顺，市场的樊篱尚未彻底消除，企业国家间的脐带尚未剪断，公平竞争和破产机制尚未形成，从而使企业缺乏市场机制的外在约束。

第三，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形成。金融体制改革未到位，专业银行的商业银行化刚刚起步，还缺乏约束信贷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市场利率的变动机制；中央银行的稳定货币和调控信贷的功能还十分软弱，难以应付专业银行的“倒逼”和抑制信贷扩张。此外，国家财力薄弱，财政调控手段缺乏，也成为政府宏观调控软弱无力的重要因素。

可见，微观搞活而缺乏自我约束产生的企业内生膨胀，市场外约束和政府调控乏力，是转轨期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一种经济易热症。其特征是：过度的基建控制不住，银行承受着经常性的信贷压力，一旦出现增长速度过快或粮食减产、副食品供应不足等情况，经济就会升温，并迅速演化为双位数的通胀。这是一种为转轨期调节与调控机制缺陷所加快的通胀，是中国改革以来经济运行中一再出现的不良循环，即转轨期经济周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