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资产的占有权，即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的总和。这种权利的获得，为主体对资产在生产中的使用方式即生产行为，在消费中的享用即消费行为，既提供了物质上的动因，又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和界限。

就所有权来说，由于财产所有权是一种对于资产的最高支配权、收益垄断权、任意处置权，因而主体将因为所有产权的获得而清楚地、明晰地看见该资产的支配、使用中所能独享的利益，它就因此获得强有力的物质激励，去有效地和积极地从事这一资产的支配与经营。同时，由于所有者的权限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所有主体能够：（1）实行对资产的独立支配；（2）对资产在生产中使用获得的收益独占；（3）对资产的任意处置，如出售、赠予和作为遗产交给继承人。由于所有权是最高的支配权，在这里，不存在超出于主体的、更高的所有者，因而主体对资产的支配权不仅仅具有排他性，甚至具有某种为所欲为的性质，例如私有制社会所有者对资产的处置，甚至表现在将资产加以破坏，如在古代奴隶社会将奴隶处死，在近代私人工厂中将闲置机器设备破坏销毁。

就使用产权来说，由于主体没有资产的最高支配权，而只有一定时期内和一定范围内的资产支配使用权。这种支配使用权是从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使用者对于所有者有一种从属性和依附性。在这里，使用较之所有，尽管它不能给资产使用主体带来所有者那样的完全的利益——它的利益主要为所有者分享，但是它毕竟还是存在着必要的利益分享关系，从而还是能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另外，基于使用产权的明确的法律规定，经营、使用者也将不含糊地去：（1）对资产和经济财物实行在生产中有期限的支配和消费中有期限的享用；（2）实行对生产中获得的收益的局部占有；（3）对资产实行有限的自主处置。

可见，产权以其法定的收益为主体提供行为动机的激励，以其合法收益的硬性界限为主体提供行为的约束和规范。(www.daowen.com)

产权的行为激励、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产权从法律规范上加以明确规定和得到切实的确认，首先是对企业拥有经营财产的实际占有权加以明确的承认，保证企业不仅能做到对它的经营财产实行自主的支配使用，而且能占有部分的经营收益，例如拥有自有资金和将企业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这将能激发出基于自身相对财产的内在冲动，从而大大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积累的积极性。这是形成企业的合理行为的内在条件。另外，企业对经营财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权限的明确，和在法律保障下加以落实，就能增强企业抵制各种外来的侵权行为的能力，减少和防止层层截留企业权限、利益的现象，从而切实增强企业的经济自主性与独立性。产权的明确也将使企业有可能出售闲置不用的固定资产，和出让某一些知识产权以改善其财务状况，这样，就使企业得以从事合并与兼并的资产转让行为。

产权的明确，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居民个人合理行为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下，个人产权的缺乏和模糊不清，不仅限制了个人的经济行为，如不允许居民有投资行为，而且连消费行为也残缺不全。而个人财产权的明确规定，使之置于国家法律保护之下和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质，人们就可以明确归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如货币、股票、债券、消费品、房地产，以及继承来的财产，等等——的十分广泛的和合法的用途。例如，可以用于生产投资、自身消费、储蓄、出售、出租，或作为礼品赠送，或作为遗产交给子女或亲属，等等。而个人财产权的确立，也是个人承担下述各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一种依据：交纳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收入调节税，以及入学自行付费，等等。

对于以经济主体具有自发的、市场性（灵敏地适应市场情况而变化）的经济行为的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更十分迫切地需要产权规范与约束的强化，为此，迫切要求产权的明朗化，产权规定完备化和产权界限清晰化。这样，人们才能形成一种与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丰富多彩、不拘一格而又协调有序的经济秩序（生产经营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的总和），因而产权的塑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