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由于我国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不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机制不健全等制度原因，为以上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政府行为提供了空间，为政府的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

1.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存在缺陷

（1）流转市场政府依赖度高。

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需要市场的规制和引导，但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并没有自发地形成起来。自1984年中央发布“1号文件”，“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允许社员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自找对象转包土地^[24]，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5]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出台政策、法规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健全。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成立及运作并不是一种诱导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并不是因市场的需要而主动形成的，相反，它是一个强制性变迁的过程”^[26]。因此，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具有高度的政府依赖性。

（2）流转价格机制不健全。(www.daowen.com)

流转价格的确定是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合理的流转价格对于保护农民权益、优化资源配置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7]我国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价格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定价不合理。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实践中，流转价格大部分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个人与交易方协商达成的协议价格。但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是农民个人，由于其自身知识所限，很难对其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进行合理、准确的评估；而由于聘请专业价值评估机构与评估人员需要耗费高额的成本，农民宁愿自己协商决定交易价格，也不愿将交易成本抬得过高，以免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交易价格，很可能远远偏离土地经营权的实际价值。二是价格信号失真。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因信息渠道不畅通，致使流转双方供求信息不对称。由于缺乏流转信息平台，以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市场化程度低下，故而土地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价格体系较为混乱。这种信号失灵最突出地表现为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与市场相“脱节”。三是流转纠纷频发。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信号失真，导致流转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在此情况下，交易双方或者不对交易价格进行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或者即使双方虽曾有约定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改变对土地经营权价值重新进行评估，导致协商不成而产生纠纷。一般来说，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机制失灵，将会导致不规范的流转行为和交易双方对流转价格的错误评估。有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行为极不规范，如流转的程序不合法、流转手续不健全；农民之间、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自行流转的多，报乡镇批准备案的少；口头流转协议多，书面流转合同少；流转协议约定权责不明的多，明确的少。这些都导致流转协议约束力小，流转主体单方面撤销或终止流转合同的现象频繁出现，流转纠纷不断发生。

2.外部监督机制缺失

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可以分为法律监督和非法律监督，此处所论述的外部监督机制属于非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政府实施的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行为的监督。^[28]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中，政府往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者，并且大多是作为监督主体，很少作为监督对象，这种外部监督机制的缺失也是导致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一个因素。具体而言，政府行为外部监督机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个人监督能力有限。享有权利是行使权力的前提，在我国，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29]，并且监督形式具有多样性。但权利的行使仍需一定条件，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民监督权的行使。第二，社会舆论监督力度不够。社会舆论监督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防腐剂”，有学者把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驾齐驱^[30]，可见其在监督政府行为方面的重要性。但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力度明显不够，主要表现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新闻、广播等很少对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政府行为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