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关不是单纯的税收机构。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除了关税征收,海关另负责在沿海或内河险要地段设置灯塔、浮标等并负责保养管理,测量疏浚航道等港务交通工作。此后,税务与港务成为海关两大业务工作,未曾改变。抗战期间,海关的关产损失相当严重。1947年10月,总税务司署在财政部的命令下,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海关关产损失情况进行上报。据统计,全国(不包括东北各关)关产损失为5953694.67元(被劫时价值),详见下表:

表9-8全国海关自九一八以来日人劫夺关产总表(单位:国币元)

(续表)

资料来源:《中日战争损失统计(1946—1948)》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113A。

其中,海关码头设备及灯塔、浮标损失按1937年7月币值计算为15439118元,详见下表:

表9-9九一八事变以后海关码头设备及灯塔浮标损失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海关总税务司署关于接收日伪产业物资、编制<九一八事变后海关损失>与关务署来往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1126。

海关舰队规模素有“民国第二海军”之称,海关舰艇或外购或自造,价值不菲,是海关的重要资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关共有60艘缉私舰(艇)、巡逻船、趸船等被日军击沉或掠走,总吨位15663吨,船舰损失共计5886958元(以1937年7月价值计算),涉及江海、江汉、闽海、厦门、潮海、粤海、九龙、拱北、琼海、北海、宜昌等地,其中尤以江海关损失最甚,损失船舰27艘,为海关总量的46%,共计2705678元,详见下表:

除上述关产的战时直接损失外,海关相关机构在战时迁移、防空设置、疏散、救济、抚恤等方面另产生310608360元间接损失,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9-11抗战期间全国海关间接财产损失汇报表

(1937年7月—1945年9月)

资料来源:《海关总税务司署请日本归还九一八后侵占的海关财产并赔偿损失的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1124。

附注:1.数据包括后方各关及沦陷区各关数字;2.损失价值系按当年损失计算。

战后海关接收与海关损失调查是抗战胜利后海关的工作重点,也是总税务司署能否恢复行政权的重要契机。早至1942年9月,国民政府的美籍财政顾问杨格就提醒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周骊,老海关不可能再恢复到曾经。(37) 周骊在考虑海关战后复原问题时也认为“当战争胜利,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后,海关将面临许多任务。除了重新控制沦陷区的海关外,还需在东北、台湾设立海关,灯塔系统的重建和其他航行辅助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海关的舰船、灯塔和缉私船都落入了敌手,需要更新和操作”(38) ,海关的恢复将面临较多问题。然而当战争结束,海关在进行接收与统计损失时,复原的难度恐怕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预想。

第一,税收区域未全面恢复,且产生了新的矛盾。东北沦陷区的海关,因苏军的存在而导致接收迟迟无法进行;台北、台南两地海关虽然于1945年11月完成接收,但海关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间因接收资产问题而产生较大争执,进而扩大到港口实际控制权问题,甚至于影响到贸易管制体制,导致双方冲突不断。(39) 第二,关税接收无实际收益。海关清理的沦陷区各关税收大部分解缴国库,即便不解缴也交由各银行清理处清理,海关并不能直接获取所需关务经常费支持。且据总税务司署统计,汪伪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汪伪江海关、汪伪苏州关转口税局、汪伪杭州关转口税局、汪伪海关转口税所南京总所、汪伪海关转口税宁波征税所、汪伪安庆关转口税局、汪伪蚌埠转口税局税款中的法币与中储券税款总计处于透支状况(40) ,海关运行资金仍旧不足。第三,海关码头设备与船艇损失惨重,海关行政权主要体现之一的港务垄断地位受到动摇。“所有尚堪应用之船只, 俱已用于恢复沿海及扬子江之灯塔及护助航运各项设备之工作”(41) ,仍未能满足需要。同时,交通部在战争期间就意图将灯塔与港务等港口管理权收归该部,因为口岸灯光及海岸航标应与完备的国防计划相协调。(42) 战争胜利后,行政院更是下定决心将海关海务部转入交通部(43) ,只是由于解放战争的爆发才使得此事搁置。海关自1858年以来掌控的港务职能岌岌可危。第四,对关员的甄别使用虽然暂时部分解决了高级关员不足的问题,但却将沦陷区与大后方关员之间的冲突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海关引以为傲的“文官制度”的中立、忠诚出现裂痕。

(1)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1945—1947)》第1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0页。

(2) 《行政院各部会署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资源委员会公报》第9卷第4期,1945年,第12页。

(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行,第10页。

(4) 《丁贵堂被派为京沪区财经特派员公署专门委会案(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626。

(5)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1946年5月),第36—37页。

(6) 《浙江省政府公报》1946年第3394期,第6—8页。

(7) 《李度致丁贵堂信》(1945年8月20日),Inspector General’s Order: Rehabilitation Plan,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1059。

(8) 《丁贵堂致李度密信》(1945年9月15日),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Chunking and D.I.G.Shangha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

(9) 《丁贵堂致李度密信》(1945年9月15日),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Chunking and D.I.G.Shangha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

(10) 《爱佛司致李度信》(1945年9月29日),Re⁃opening, at Shanghai, Rehabilitation,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25847。

(11) 《爱佛司致李度电》(1945年9月18日),Inspector General's Order: Rehabilitation Plan,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1059。

(12) 《徐祖善致方度信》(1945年8月28日),Inspector General's Order: Rehabilitation Plan,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1059。

(13) 《丁贵堂致何应钦密信》(1945年9月15日),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 Chungking and D.I.G.Shangha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www.daowen.com)

(14) 《缪忠谟视察报告》(1946年5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339。

(15) 《丁贵堂致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备忘录》(1945年10月2日),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Chunking and D.I.G. Shanghai,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

(16) 《丁贵堂致富那根信》(1941年12月13日),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Chungking and D.I.G.Shangha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

(17) 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口述历史。转引自[英]方德万著,姚永超、蔡维屏译:《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第382页。

(18) 《丁贵堂致李度密信》(1945年11月20日),Little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s,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2826。由于该委员会对江海关与海关总税务司署关员的甄别工作是一并进行的,为该项工作复杂性考虑,本文亦未对相关人员割裂分析。

(19) 戴一峰主编:《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1949)》第1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页。

(20) 《丁贵堂致李度密信》(1945年11月20日),Little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s,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2826。

(21) 《裘倬其致李度信》(1945年9月24日),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Chungking and D.I.G.Shangha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

(22) 《丁贵堂答辩书》(1947年12月)、《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1947年12月19日),《海关总税务司署关于关员裘倬其、沈博尘、丁贵堂附敌撤职的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652。

(23) 《丁贵堂致李度密函》(1945年8月31日),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Chungking and D.I.G.Shangha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372。

(24) 《丁贵堂致李度密函》(1945年10月4日),《副总税务司机密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453。

(25) 《李度致关务署呈》(1948年8月17日),《财政部视察江海关及其分关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339。

(26) 《丁贵堂与美国海军指挥官来往信函》(1945年10月),Little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s,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2826。

(27) 《总税务司署致关务署呈稿》(1946年9月26日),《财政部视察江海关及其分关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339。

(28) Edited and Narratives by Chinhyun Chang,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K.Little,1943—1954: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8, p.102.

(29) 《李度致丁贵堂密电》(1945年12月11日),Little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Letters,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2826。

(30) 张福运:《中国海关改革回忆录》,程麟荪、张之香主编:《张福运与近代中国海关》,第77—78、81页。

(31) 《李度致丁贵堂信》(1945年9月26日),《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机要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455。

(32) 姚会元:《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8页。

(33) 《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卷》,转引自迟景德:《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187页。

(34) 《财政部关务署致海关总税务司署代电》(1946年11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1123。

(35) 此数据为减除经费支出后税收损失估计数,如不减除,抗战期间国税税收损失则为3931101009239元。

(36) 《财政部暨所属各机关抗战损失报告书》(1947年7月),李忠洁主编:《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第723页。

(37) 《杨格致周骊密信》(1942年9月10日),Post-War Customs Regulations,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752。

(38) 李度:《中国海关》, Post-War Customs Regulations,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752。

(39) 李文环:《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驻台海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台湾史研究》第13卷第1期,2006年6月。

(40) 《海关总税务司署关于接收日伪产业物资、编制<九一八事变后海关损失表>与关务署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1126。

(41) 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47)》,《民国三十五年中国贸易概况》,第9 页。

(42) Remarks & Proposal Re-Present and Fu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Customs Service(1942年9月),Post-War Customs Regulations,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1)/31752。

(43) Edited and Narratives by Chinhyun Chang,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K.Little,1943—1954: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 2018, p.1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