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年底,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侵占,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940年6月日军侵占宜昌。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保卫战虽然失利,但正是浴血奋战争取下的宝贵的4个月,为国民政府的整体西迁战略赢得了时间。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强运撤退,即上海、武汉、宜昌三次大撤退,“第一次上海迁厂,第二次国府西迁,第三次抢运汉口物资,第四次抢运宜昌器材,都是靠这长江一线的水道,才能把我们的人力物力逐步西移,我们的抗战国策才能维持到底。这点可说是水运对于国家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21) 。

战时的交通运输是以长江水运为主干,因汉口港为内陆中转港,故江汉关长江中下游巡江事务处显得尤为重要。其任务主要为航道测量、水深探测、公布各地每日水位涨落、印发航道水深和航行指南、绘制航道图、发布航行布告,并根据河道变化随时迁移或设置灯标,引导船舶顺利通航。还是在战前,江汉关便引进西方先进的航道维护治理设备, 统一航标灯船的样式, 且“海关总税务司对各海关的助航设施工程、水文气象观测、记录编报等工作的要求比较严格,逐渐形成了全国较为统一,科学的工作规程”,加上训练有素的海关华洋员工,这一切使得长江水道顺利畅达,有条不紊,为维系国家经济命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9月日军迫近武汉,江汉关人员开始疏散,长江中下游巡江事务处除英籍巡江事务长柏烈士(W.D.Fraser)等外籍人员及部分华员奉命留汉外,其余人员及工作船艇撤退至巫山,成立巫山办事处。该巡江事务处克服辖区广大、人员紧张的困难,积极配合国防当局,将大量的战略物资、战略预备队沿长江航道紧急转移至西南大后方,保存了实力,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抗战结束后,又有力支持了航运恢复和水路运输物资转移,对于长江中下游航道建设维护作出相应的贡献。”(22)

此外,为抵抗日军,迟滞其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国民政府密令封锁长江下游并派海军舰艇撤除江阴以下所有航标,海关方面予以了配合。但也有洋员以中立为由置身局外,如“中游的岸标,中国海军曾于1939年5月通知海关,于5月20日前将宜昌以下的航标撤销,并指示江务机构及人员撤离。当时的英籍中游巡江事务段长哈佛(R.A.A.Harvey)指示中游航道上的航标人员和机艇于5月25日撤往宜昌,对于航标本身,竟以海关不介入军事为由,将所有岸标留于原位,未予撤销”(23) 。

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后,由于西南没有铁路,公路稀少,川江航道遂成为全国抗战时期交通运输西进东出的重要通道。该航道的管理,由长江上游巡江事务处交由重庆海关下属的巡工司派专员负责,在航道测量、航标安装、导航管理等方面全力保障,有效管理了航政事务,保证了战时交通运输。同时,为严防日军从武汉—宜昌一线沿长江逆流而上直攻重庆,根据最高国防会议精神,做好了实施封江的所有相关准备,主要工作之一为破坏航标,以增加日军舰队航行难度,减缓其前进速度。

据1942年5月9日财政部代理关务署长彭重威致代理海关总税务司周骊密代电:(www.daowen.com)

总税务司览,密奉部发下军事委员会卯卅令一亨海代电开:据重庆卫戍刘峙司令呈送破坏忠县至重庆段川江航行标志计划等情,除复准备查外,特将计划摘要抄发,希转饬重庆关随时应与该卫戍总司令部□取连(联)络,必要时彻底破坏等因,合行抄发原计划,电仰迅饬重庆关遵照办理为要。

代行署长职务彭渝启

佳印(附抄件)(24)

军委会密令财政部,向重建后的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明确下达了破坏忠县与重庆之间航行标志的任务,由重庆海关负责执行。

一、忠县重庆间之航行标志必要时之破坏由海关担任,其不及破坏者由本部指定沿江部队分段执行;

二、 铁驳及五年以内之木囤船以拖走为原则,其不及拖走者,应彻底破坏之,其六年以上□□破坏由各轮船公司□月列表呈报航政局,然后由航政局按各船之性质年限区别为一、二两期(如事实上可以先拖走或破坏者列为第一期,其余为第二期)?月汇送本部备查,其他有囤船之各机关照上列办法直接列报本部,按当时情况以航政局及各机关所报之表为根据,决定第一、二期实施之日期,通知切实办理,如有延误,应由各作业机关部队负责,破坏或拖走之顺序,应由下流向上流逐次分段实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