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海关成为沦陷区内唯一存在的中国政府机构。尽管日军尚未对各地海关实施军事占领,但战火延烧之地,海关业务及税收受到严重打击,沿海(江)各口岸的灯塔等助航设备被破坏殆尽。在这一非常时期,“大多数税务司都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留守下来支持海关是他们应负的责任”,为此临危不惧坚守岗位,颇有“国际主义”风范。如江汉关英国籍税务司安斯迩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到汉口上任,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粤汉铁路遂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动脉,也担负起为国民政府输送军队和给养的任务。安斯迩凭借“与国民政府铁路部门当局的共事经验”,在征收转口税时采取务实的方式进行协调,使得海关人员得以在车站内方便地执行工作。为此,总税务司梅乐和专门写信给安斯迩予以赞赏,称赞江汉关这样的海关“实际上正担负着维护中国海外信誉的重大责任”。当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后,“‘武汉精神’如平地一声炸雷,应声而起,安斯迩也被这股精神感染。他原本在1937年12月一度建议‘海关职员撤离家属’,并说他‘愿意考虑海关职员提出的撤离请求’。但到了1938年1月,他搁置了撤离命令,并淡化日本的威胁以及员工所关心的经费不足的问题”(11) 。直到国民政府从汉口撤退时,他才下达了总撤离的命令,而他本人却坚信江汉关能持续开放,选择了留下,一直坚持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期间也曾有过动摇,但他的坚持至少避免了日本人担任税务司的情况。

再如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切断进出境水运交通线,广九铁路邮运、航空邮运中断。当晚,粤海关大楼附近起火,次日火势危及海关大楼。粤海关代理税务司瑚佩(E.D.G. Hooper)亲临现场率领关员救火,并动员英、美、法海军协助抢救,保护大楼免遭大火毁灭。扑灭余烬后,海关人员仍坚守大楼,防止日军来占据,邮政和海关业务经短暂停顿后在日军管制下恢复。据《广州海关志》记载:“日本领事及日本军人来海关提出接管要求,经瑚佩交涉后退出。瑚佩在日军入侵后临危不惧的表现受到英国上议院负责人的赞扬。”(12) 彼时,《英日海关协定》业已签订,“沦陷区的中国海关已经变成主要为敌人和伪政权敛财的机构”(13) 。因而让海关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维持完整就等同于避免“资敌”,这也凸显出瑚佩抵制日军对粤海关的占领极有价值。但日军仍然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来控制粤海关的行政管理和贸易经营等权益。1940年3月14日,伪广东省财务委员会筹备处任命林佑根署理粤海关监督,4月16日,通知粤海关即日起执行伪《“中华民国”进口税则》,时任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声明“无可奈何执行,保留抗议权”。而早前伪海关监督李建南企图接收江海关,也遭到税务司罗福德抵制,“罗税务司一再声明,对于中国誓矢忠贞,绝不接受伪命,并对同人等爱国行动,深表同情”(14) 。

不可否认,也有外籍税务司或执行各种亲日政策,或被迫妥协。如1939年6月21日,日军占领汕头,采取军事管理形式直接垄断了汕头口岸的有限贸易,潮海关税务司阿克尔遣散华籍员工11名,以求妥协。占领汕头后,日军接管了潮海关验货场、宿舍、电台和巡逻艇。潮海关除在邮局继续执行职务外,对外完全停止活动,潮海关分卡的工作陷于停顿。但阿克尔亦有可取之处,1940年10月,他向总税务司报送了一封密呈,报告汕头被日军占领以来的行政、贸易、税收等情报。称“自从汕头被占领和关闭港口贸易以来,海关无法对外行使职权(除邮包科外),对由日军当局签发特准证所进行的非官方贸易,也未有进行管理”(15) 。在沦陷区,获得这样的可靠情报殊为不易。(www.daowen.com)

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道义上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上述海关税务司们表现出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和客观帮助,在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管外籍税务司们表现出何种面相,有一个原则是被其奉为圭臬的,即恪守总税务司梅乐和早已定下的“海关中立”原则,以维护海关行政完整。他们对属下严格管控,将英国在二战期间使用的标语“保持冷静,照常运作”(keep calm and carry on)奉为海关格言,(16) 灌输海关应超然于政治,严守中立,避免误会的思想,禁止任何形式的抵抗行为,生怕激怒日本方面,从而影响海关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