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广大的海关华员,从来都将国家的未来与个人的出路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是在1927年3月间,北伐军正胜利前进的时候,“多年抑郁难伸的海关华员开始站起来”,组织了海关华员联合会,通电全国各关:江海关全体华员议决,为了欢迎北伐军抵沪,特于23日起,停止办公三天,并于海关华员总会升旗志庆。该会又在宣言中,声明其任务是“促进关税自主权之早日实现和准备收回海关管理权”。而在会刊的发刊词中,有这样几句:“至于将暮气沉沉的关员变为朝气勃勃的国民,将曾被视为冷血动物的关员变为热血的壮年,由静态的变为动态的,依赖的变为自主的,纠正从前绝口不谈政治的怪癖,医愈既成的病态心理,更是本刊的使命……”(7)

这是海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华员大团结。不久,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残酷的清共暴行,使海关华员联合会的行动大受限制。总税务司易纨士趁机“把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逐一调赴边远各关”,海关华员联合会遂暂时陷入低潮。

海关虽说华洋待遇有别,但总体来说,海关关员这一职业因实行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离退休制度,被时人称为“金饭碗”,广大的海关华员普遍还是享受着优渥待遇的,更何况总税务司梅乐和上任以来,一直标榜“海关要超然于政治旋涡之外”,这一切都为广大海关华员不问政治、安居优职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东北人民建立了“援马(占山)抗日团”“东北人民自卫义勇军”等抗日组织,全国各地相继展开了“支前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在海关华员中也迅速展开。1931年12月31日,海关华员联合会通告:现存公款银洋1078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交马占山将军拨充抗日军饷。

1932年1月28日,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再次发动事变,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迅速波及被洋人税务司把持的海关内部。海关华员素有的团结爱国传统被再次激发,救亡图存的共同使命,让上自海关华员中的最高职务者丁贵堂,下到刚刚工作的实习关员,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行动起来。

十九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给养和弹药补充很差,当丁贵堂第一时间得知这支抗日部队“配备欠缺,尤乏运输工具等军需品”,立即决定临时就地筹款,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将来中日之间必有大战爆发,必须预筹款项,以应不时之需。“一旦国家有事, 可以集中力量随时捐输”。

1932年8月21日,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执委会决议,向全体外班华员发表《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为捐助东北义勇军启事》,决定捐助银洋8000元,直接交由驻沪东北义勇军总代表妥为分配,汇往前方。又号召按月自愿捐助东北义勇军,到1933年2月,先后7次共捐助银洋2203元,统由《上海时事新报》报馆转送东北义勇军后援会。

1933年2月,日军继攻克华北门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丁贵堂以他在海关同人中的威望挺身而出,发起组织爱国捐运动,“以各关华员薪给按月扣缴百分之五,以二年为期”,得到各关华员的一致响应。2月20日,上海区海关俱乐部和全国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上海总部发出致全体华员书:“……热河之战实与华北存亡、国家安危有重大关系,是以我国上下无不一致奋起,誓与暴日相周旋。近来民众方面类皆节衣缩食,踊跃输将,以为抗日军队之后盾。热忱义举,至堪钦佩。我海关华员对于抗日各军曾迭次捐助,源源接济。足见爱国热忱素不后人。当此危急存亡关头,尤应再接再厉,特别捐输。盖后方多一分补充力,即前方多一分战斗力。成败利钝,胥基于是矣。沪上同人有见于此,用特发起海关华员爱国捐,并为划一办法起见,议定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章程一则,以利推行。……”

《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章程》规定:

第一条 凡列名职员录之华员均应缴纳本章程所规定之爱国捐;

第二条 此项爱国捐暂按各华员正薪百分之五计算,自二十二年三月一日起,每月月终由各关会计课代为扣除汇解总税务司署转交爱国捐管理委员会;

第三条 此项爱国捐暂以二年为限,但于必要时得由管理委员会斟酌情形或停止或继续征收之;

第四条 此项爱国捐专作慰劳及补助为国御侮军队之用;

第五条 此项爱国捐由上海区海关华员组织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管理并按第四条规定用途斟酌情形支配之;

第六条 前项爱国捐管理委员会人数暂定九人,计正副委员长各一人,会计委员二人,书记委员二人,庶务委员三人,均由上海区海关华员用投票法选举之;(www.daowen.com)

第七条 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以停止征收爱国捐之日为限;

第八条 所有爱国捐之收支用途及分配均由管理委员会按季造具详细报告分送各关华员备查;

第九条 自此项爱国捐征收之日起,所有各关以前按月征收之各种爱国捐一律取消之;

第十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由管理委员会修改之并通告各关华员。

爱国捐收支保管的任务既繁且重,还必须集中管理,但丁贵堂不辞劳苦,亲自担任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并呈奉总税务司核准,通令各关税务司转饬所属华员自动捐输。爱国捐运动得到全国海关华员的响应,因工资低而未列名职员录的海关下级员工,也纷纷要求加入。考虑到下级员工的实际生活困难,管委会决定按照各人正薪2%作为捐款,由各关统一上解。

据粗略统计,列名职员代扣正薪5%,预计每月捐款数为21600余元,未列名职员录的海关下级员工共5000余人,代扣正薪2%,预计每月捐款数为3000余元,合并每月捐款总数为25000元左右。但据后来的账目来看,实际上每个月的捐款额都超过这个数字。

这项义举有效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有力捐助了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军队,充分显示了丁贵堂不凡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才干。1933年7月,海关华员专门邀请从苏联返回上海的马占山作有关其抗日情形的报告,群情激奋,丁贵堂代表全体海关华员表示“愿意永远继续在物资上援助,以尽我们的天责”。

1935年2月,原计划施行两年的爱国捐征收即将到期,丁贵堂在致全国海关华籍关员函中提出,“同为中国人,同服务于海关,同其目的,自应立于同一阵线之上,以御外患而图生存。……海关华员爱国捐原定截至本年三月止,现因创办海关华人子弟学校一事,经费不敷,经爱国捐管理委员会根据该会章程第三条议决,将此项捐款继续征收,捐率以正薪百分之一为限”。未列名职员录的海关下级人员,每月按收入高低分别征收1角到3角不等。如此,续征的爱国捐又进行了将近两年,总数达到130余万银圆。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章程》第4条,丁贵堂后来从海关同仁基金中取款20000元捐献给新四军。据称由于其身份不便,是通过宗教界爱国人士转交新四军的,“当时各项捐款均有收据,丁对此保管良好。……日寇进驻上海租界后,丁碍于形势,又怕发生意外,不得已把所有的单据烧毁”(8) 。

及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全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上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为抗日部队筹措军饷、粮饷。“确定由银行和钱庄代收所捐款项,全部公布。所得捐款,全数汇呈军事委员会统筹支配。”1937年7月28日,上海《新闻报》刊出《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征募救国捐宣言》。兹录如下:

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已于古都揭其序幕,中央当局宣示决心,全国将士奋勇效命。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长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9)

筹募委员会为鼓励奖掖捐款者,发布广告称“凡捐两千元以上者,可照捐款人意志使用;捐款一千元以上者,由上海抗敌后援会发给褒奖状;三千元以上者,由上海市政府发褒奖状;五千元以上者,呈请国民政府发给褒奖状或荣典”。丁贵堂钦佩抗战将士的忠勇爱国,同情战区难民流离失所,竟将节衣缩食的所有积蓄5万元,全数捐出,指定其中2万元为慰劳金,2万元为救护金,1万元救济难民。这笔个人巨额捐款大大超出了筹募委员会设计的奖掖标准(5万元等同于当时农业银行的捐款数)。“能以平日辛苦之蓄,出为特殊军需之用,热忱报国,纾难可期,若丁(贵堂)君者,诚堪敬佩矣。”(10) 在他的感召下,海关华员捐钱捐物(包括金器174件)。其募集捐款数字之大,征集金银首饰器皿之多,占上海各团体募捐金额之首。

后国民政府从持久抗战考虑,为减轻民众负担停止捐募。从1937年9月1日起开始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海关俱乐部委员会和爱国捐管理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会议,合组一募集救国公债委员会,“决定每人应认购其一个月实薪之救国公债,其法分十期购买,即每月购买其薪金十分之一公债”。救国公债虽然订有还本章程,但仅是一纸空文,没有偿还本息,因此实质上也是一种爱国捐。

全国30多个海关积极响应,踊跃认购,加上从爱国捐中拨出认购的20万元,共认购了80万元的救国公债,如期交付国库。这充分显示了广大海关华员热爱国家的赤子之心,他们在“暴日入侵国家危亡之际”,与四万万同胞一起共御外侮,以实际行动有力支援了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