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广吉被任命为汪伪海关总税务司后,“与日军部发生联系,一切秉承日陆海军鼻息,一任前署港务长现任秘书处处长之杉山弥六及现任伪人事处处长井户川所操纵关务”(46) ,对华员采取不信任态度,遇事即肆行威胁利诱,不断强化对华籍关员的管控。

为防华员“潜逃”及返回重庆大后方工作,汪伪总税务司署要求所有华员月薪在300日元(自1945年起改为450日元)以上(即原三等一级帮办以上者)者,均需缴存半身相片,其目的在于放大后发交日本宪兵以备逮捕之用。如月薪300日元以上人员因病请假,需由该员主官以电话报告人事处后再补书面报告,除非有医院证明者,否则很难批假。其具体措施如下:

1. 每天查访生病的关员;

2. 未经授权不允许离开关署所在地,除非有两个以上中国关员为其作保;

3. 利用重庆总税务司署将不接受伪政权疏散职员这一规定,恐吓将对未经允许离开关署所在地的关员对外宣传为“疏散”而不是“消失”。

4. 在中国职员中,尤其是外班职员中进行宣传和监视,消磨他们的斗志。

所以,如想凭借一己之力离开沦陷区前往大后方是相当困难且危险的。如前文所述,华籍关员中最高职务的总税务司署税务司丁贵堂的赴渝过程就十分惊险。

在控制关员自由的同时,汪伪总税务司署还试图通过低于市场价格的日用品分配、统一薪酬、发放日用品及粮食津贴等安抚和留住华员。1944年11月起实行定量分配,日用品如面粉、植物油、木炭、糖、盐等,均由福利社每月按市价一二成分配,每人购买各项物品之数量则照官级配售;12月发放面粉津贴,津海关按每家3个大人、2个孩子、1个佣人的需求计算,1个大人1袋面、孩子半袋面,总计5袋面,约“联银券”575元;江海关及华中地区发放米津贴,约“中储券”500至600元。1945年1月,实行华洋(包括日籍人员)人员薪金待遇一律平等,将华员底薪统一增加50%,意图弥补洋员所领出国津贴之差额。然而,绝大部分华员对工作均采取抵抗态度,除争取改良薪津待遇外,对关务仅维持而已,等候时机到来前往大后方。

纵观汪伪政权统治下的沦陷区海关,制度框架并未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务司制度,征收税则最初也仍以国民政府旧有税则为基准,虽然其试图通过更改“税务司”之名创设自己的体系,通过废止海关金制度实现自己的“自主”。然而,作为日本扶植傀儡政权下的征税机构,其权力实操于日人之手,“沦陷区关税税则之修订,虽由汪伪海关总税务司署负责草拟,但其实权仍操于日政府之手。在改订税则之前,伪税则处处长须与日本大使馆驻沪办事处多次开会研讨,并采询日政府各方训示草拟后,乃送至南京日本大使馆及其驻平、驻沪两办事处予以审核。惟以华北、华中日本政权所取之政策迥不相同,故该两办事处往往因利益冲突,意见不能一致,于是该处长不得不乘搭飞机往来奔走,居间磋商,觅取双方可能接受之途径,俾可解决,此项税则草案几经磋商修改后,由该处处长搭机特复东京,亲呈日政府大藏相及大东亚省大臣核准,倘日政府认为满意,则发交南京伪政府作为形式上之批准,南京伪组织对于新订税则委员会自更不敢过问”(47) 。

此外,据1944年逃回重庆的汪伪财务助理陈琼琨报告,“汪伪政权所谓的累积结余,联银券471350000元及中储券780740000元可能不存在;汪伪总税务司征收的进口税款微不足道;汪伪总税务司署的税收成本超过20%,而同时期重庆总税务司的成本只有11%”(48) ,“卅三年间,贪污盛行,情形益烈,《上海时报》于去年9月1日曾为文极力攻击,谓伪海关内贪污横行,廉洁绝迹,外勤人员肆意勒索敲诈,有时是其各征收所内勤人员勾结舞弊等语,虽无实据,但一般人均信所称各节必非虚语。……廉洁人员既不愿通力合作,而奸伪之群流致力贪污,以致效率与纪律退坏废弛,极形严重,加以最近两年频频招收新手,关务益不堪问”,可见汪伪政权统治下海关税收流失数目之巨大及关员贪腐、关务败坏程度之一斑。

(1) 张志云:《分裂的中国与统一的海关:梅乐和与汪精卫政府(1940—1941)》一文利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档案详析了汪伪、梅乐和与国民政府三方是如何处理总税务司署定位及保持海关在“完整性”下继续运行的历史,认为梅乐和操作“中国海关特色的协力政策”太过成功,稳定了中国财经,将中国海关的“完整”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2) The Anti-Corruption Regulations, Kishimoto Took Over the I.G.-ship from Maze and the Inspectorate's Organization Chart,1943—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2085/865。

(3) 《汪伪财政部训令》(1941年12月10日),汪伪财政部公报1941年第88期。

(4) 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始末》,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5)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9页。

(6)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2分册(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页。

(7)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2分册(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4—115页。

(8) 《汪伪财政部关务署组织法修正条文及说明、海关税则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3788。

(9) ②《汪伪财政部关务署组织法修正条文及说明、海关税则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3788。

(10) 《汪伪关务署呈将每一海关之负责人员改称海关长及副海关长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3310。

(11) 《伪总税务司署通令》,Inspector's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770-58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7)/5379。

(12) 《瓯海关税务司备忘录》(1943年7月27日),Cover N0.91 Bogus Customs, Activities of, Report on,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901。

(13) 1941年12月13日,岸本广吉曾下令免去所有英、美籍关员职务,为此次任命扫清了障碍。

(14) 《瓯海关税务司备忘录》(1943年7月27日),Cover No.91 Bogus Customs, Activities of, Report on,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679(9)/901。

(15) 孙修福:《日本帝国主义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述略》,赵铭忠、陈兴唐主编:《民国史与民国档案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16)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825-59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679(9)/5378。

(17) The Anti⁃Corruption Regulations, Kishimoto Took Over the I.G.⁃ship from Maze and the Inspectorate's Organization Chart,1943—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2085/865。

(18)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825-59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378。

(19) 《中国海关,过去八个月的概况和未来展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25772。

(20)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825-59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378。(www.daowen.com)

(21)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 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22) 金陵关、宁波关改为海关转口税征收所的原因主要在于该两关无法在码头征税,两地的码头均为军事码头,来往的汽船名义上都为日本军事运输。

(23)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825-59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378。

(24) 1945年4月1日起裁撤。

(25)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825-59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378。

(26) 吴景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27) 秦立崴主编:《国际商法》,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2页。

(28) 谭秉文:《我国关税行政完整问题》,《财政评论》第1卷第1期,第97页。

(29) 潘健:《汪伪政府财政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52—53页。

(30)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华北沦陷区的进出关税与华中、华南不同。前者的口岸的转口税只对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征收,也就是说,严格按着转口的意义征收。在华中和华南,转口税实际上对所有通过海关的商品征收的,无论商品的原产地与运输形式。《李度致孔祥熙信》(1944年3月2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孔祥熙档案, Reel10。

(31)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32)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770-58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7)/5379。

(33)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901-59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424。

(34)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825-59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378。

(35) 钟昌元主编:《海关税收制度》,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36)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37)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Kishimoto Inspectorate, Nos.5901-59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5424。

(38)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3页。

(39)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0) ③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1) 财政评论社编:《我国战时财政金融法规汇编》,重庆:财政评论社1941年版,第149页。

(42)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3) ③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4) 马陵合:《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45) ②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6)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7) Reports about Bogus Customs in Occupied Areas,1943—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474。

(48) 《李度致孔祥熙信》(1944年3月28日),斯坦福胡佛研究院藏,孔祥熙档案,Reel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