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民政府在1941年12月失去上海总税务司署后,“既往的安排和设想被完全颠覆”,特别是随着英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海关这个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过去“如卫星般环绕在英国外围的机构,和英国一样,再也没有说服力了”(39) 。它到底是一个仍有价值的机构,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残渣?”海关税务司总署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将其归并到关务署,还是将外籍总税务司换成中国人?

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在李度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后终于明了。事实证明,尽管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与国内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促使海关权力的国际格局重新划分,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也出现了多种分裂海关的力量,但随着海关各项工作有所起色,特别是战时消费税的征收成效明显,(40) 加上除孔祥熙外,一些富有远见的国民党高层如王宠惠、顾维钧、宋子文等认识到海关对于一个稳定政府的价值,重庆政府逐渐趋向于继续维持现行海关体制,维持一个外籍总税务司的海关机构,这不仅有益于对日经济作战,还将对战后重建以及对外贸易的恢复、中国的国际信用等方面起到正面作用。

梅乐和有关海关走向的推论同样也是一个渐进的、由臆测到假设再到实证的过程,而他对下一任总税务司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少值得记述的内容。

如前所述,《中英新约》明确规定英方“放弃要求任用英籍臣民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何权利”,也就是说英国不能再要求总税务司必须是英国人,但也没有规定总税务司就不能是英国人,因此,就算是当时的中英关系在低位运行,也在理论上存在着英国人继续即位的可能。

海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或英国对华政策的工具,英国政府并不想立即放弃这个长久以来的英国政策性标志,以期在对华贸易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海关总税务司这一价值重大的机构首脑,英国仍然希望继续由英国人担任,拟让身在重庆的梅乐和推荐人选。如此,前总税务司早就为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所拟写的多份名单又有了新的组合。1942年12月21日,薛穆在致A.克拉克(A. Clark)的密电中写道:“梅乐和推荐郭本、赫乐和李度接班。如果中国政府按照他们的意志任命一名英国人为总税务司,我们当然高兴。”(41)

值得注意的是,粤海关税务司曾经两次出现在梅乐和的7人和5人大名单上,而这三次都是忝列末座。

英国政府这种理论上的希望在1943年1月27日被打破,郭本电复A.克拉克,回答了英国关心的“关于中国海关生存的几个问题:(1) 洋员的地位问题相对来说不太重要;(2) 梅乐和不想继续在海关工作,不想留在中国;(3) 周骊不愿意继续担任代理总税务司职务;(4) 重庆政府拟任命美国人为总税务司,A.N.杨格有可能接任”。郭本认为,如果不考虑国籍,李度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在海关很有威信,善于和中国人打交道,被认为是最有能力、最讲原则的人,他的优点既为在华英国人所熟知,也为中国政府所喜欢。(42)

1943年3月3日,薛穆在致外交部极机密函中报告说:“梅乐和认为即将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李度有可能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如果不能获得批准,孔祥熙有可能任命税务司聂普鲁(Carl Neperud)。……当问到他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在国民党内部激烈煽动和大肆攻击的情形下还敢任命一名外籍税务司时,梅乐和回答说,他认为蒋委员长可以独自这么做。”

令人意外的是,海关总税务司的被推荐人居然脱离了海关!李度在粤海关税务司任上被日军软禁后,同样被遣返回美国,此时已在美国国务院谋得了一份很诱人的工作并签下为期5年的合同。

其实梅乐和在感情上还是希望总税务司继续由英国人担任的,他在征询了郭本的意见后,才最后坚定了李度为代理总税务司最佳人选,因此在国民政府征求他意见时,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度:“事实上,任命李度为代理总税务司是我推荐的,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为白立查未能担任此职务感到惋惜。……回想总税务司对中国和世界不寻常的、值得称赞的贡献,如赫德爵士完善了海关的所有规章制度,安格联的先进管理中国财政方法等等,在中国政治动乱时期将中国海关管理的(得)很好,这些都是我们英国人做的。我听到有人这么说,任命美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来说是一种侮辱,实际上也是如此。”(43)

这种说法难免是感情用事,但也并非捕风捉影。此时,传统的中英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英国却仍然坚持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为确保其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对中国采取歧视政策。丘吉尔就对外交大臣艾登直言他“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更在1943年3月的演讲中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除,极尽轻慢之能事。以至于蒋介石的反英情绪愈加高涨,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其对我侮辱可谓极矣!”(44)

但此时发生在海关的总税务司人事变更,归根结底还是列强在华势力消长所致。1930 年代以来,英、美、日等列强在华势力不断地进行着角逐,先是日本取代英国,占据了对华贸易的领先地位。在以后的数年间,形成了日本、美国、德国的顺序,英国已失去昔日领头羊地位。当最后日本走上以武力独霸中国之路时,美国则借“助蒋抗日”为由,通过援华使其对华贸易额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迅速将势力渗透到中国的贸易、金融、军事等方面,以致最后控制了国民党政府。

正是由于对战后远东格局设计的不同,美英对华政策呈现出较大差异。前者积极扶持,后者一味轻视。比如同样是向中国提供借款,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要求在协定中规定贷款的使用需经中美两国彼此商量,而英国则要求中国用战后的关税收入来作担保,这难免又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如此,根据战争形势以及两位盟友的表现,国民政府的外交已经毫不掩饰地显示出亲美疏英的倾向,“英国人再担任总税务司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梅乐和与新加坡的陷落打击了英国的威望。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任命一位美籍总税务司是一个安全的抉择,这有可能成为一条从美国获取支持和援助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海关也被赋予了中国对美政策工具的职能。

原美籍税务司李度出任代理总税务司,围绕海关首脑的人事更迭至此告一段落。上任伊始,因身在美国,李度除拜会国务卿赫尔等高官,游说美国政府以巩固海关利益外,还积极与英国外交机构保持联系。8月16日,李度由美抵重庆接任视事,在25日与财政部副部长俞鸿钧会面。

俞说:海关同其政府机构一样,都要经历艰苦时期,因为持续不断的价格升高。他说,过去,支付薪津的标准,海关要远高于其他部门,偶尔还会遭到非难。他意识到,然而现在工资是低,海关职员正在经受贫困,结果海关的道德在下降。俞说他会尽可能帮助海关获得充足的资金,然而政府现阶段很难满足所有需要。

我回答说:……至于道德,现在是处于海关历史上的最低点(郑莱同意这一点,并说许多优秀职员都离开了)……我相信现在海关的贪腐要超过之前。我说我们的诚信与高效建立在1.充足的薪酬;2.职员的安全,如果要想执行孔祥熙关于把海关变为其他税收部门样板的命令,那么上述原则必须被保证。

俞说将来会对海关有很多改革,但是没讲要改革(海关)本身。我告诉他,如果海关可以设法运行到战争结束,并收回我们的港口和税收,我就毫不担心未来。(45)

9月6日,根据回到中国三周后所了解的情况,李度在致薛穆的密信中回答了英国所关注的洋员特别是英籍海关关员普遍担忧前途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海关的战时地位,认为受战争形势所迫,总税务司署进行有效地裁员是必要的,不可否认目前海关处境困难,关员意志消沉,工作效率受到影响,腐败现象泛滥。受物价不断上涨的困扰,最急于解决的是财政问题,但中国政府的财政也有限。总税务司署对海关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负有全责,不会疏于向政府提出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为此已准备了1944年的综合预算,争取财政部的批准。

接着李度又研判了洋员的战后前途。认为中国人期望战后新时代的到来,想无限期地保留洋员在海关行政的地位是不现实的,因为外籍税务司制度从一开始便是不正常的,但也要看到,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战后很多领域都需要雇佣外国顾问和技术专家,因此,海关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保留各种技术人才和顾问。

同日,总税务司亦将密信中的有关内容向所属各关税务司发出通电,宣示其职责并号召共克时艰。

(1) 我的职责是在战时坚持工作。我认为我对中国人和我们的政府、我的中国及外国同事有义务去维护巨大危机期间海关的完整与高效。

(2) 海关中外籍职员的未来并不明朗,我们必须做好深远改革可能性的准备。……过去中国政府对外籍职员不薄。我建议我们遇桥过桥,在这样一个时期尽可能将工作做好。(46)

(1) 《斯怀尔致张伯伦函》(1935年6月21日),FO371/19306。

(2) 《总税务司梅乐和呈报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在沪应付经过情形(19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250。

(3) 毕可思:《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关》,《民国研究》2008年第Z1期,第167页。

(4) 见周骊提供给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备忘录,《薛穆致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主管克拉克函》(1942年11月30日),FO371/35763。

(5) [美]阿瑟.N.杨格著,李雯雯译:《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第457页。

(6) 彭重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引水事权亲历记(续完)》,《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2期,第66—67页。

(7) 彭重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引水事权亲历记(续完)》,第66—67页。

(8) 傅亮:《民国海关税款的保管与分配(1912—194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7年,第213页。

(9) 《梅乐和致郭本函》(1942年12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31737。

(10) 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公库法》的施行及对海关的影响”。

(11) 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第327页。

(12) 参见[英]方德万著,姚永超、蔡维屏译:《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第374页。(www.daowen.com)

(13) 《梅乐和致郭本密函》(1943年7月31日),FO371/35765。

(14) 《梅乐和致郭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31746。

(15) 毕可思:《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关》,《民国研究》2008年第Z1期,第171页。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8)/106。

(17)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0—203页。

(18) 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19) 《蒋介石、薛穆谈话记录》(1942年8月12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8卷,第186页。

(2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12页。

(21)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10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714页。

(22) 转引自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第66页。

(2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767页。

(2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63—764页。

(25) 《梅乐和致郭本函》(1943年2月11日),FO371/35764。

(2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768—771页。

(27) 《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1943年1月11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62—1272页。

(28) 刘仕平:《全民族抗战胜利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光明日报》2015年7月26日。

(29) 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3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31) 朱权:《丁贵堂孤岛脱险记》,《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第56—58页。

(32) 《总税务司梅乐和呈报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在沪应付经过情形(19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6)/250。

(33) 毕可思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关》里认为梅乐和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回到重庆,表面上他的目的是要单独汇报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海关的发展以及之后上海的情况,实际上是为了澄清名誉和领他的退休金。

(34) 《梅乐和致郭本函》(1943年7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31746。

(35) 《梅乐和致郭本函》(1943年7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31746。

(36) 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第329页。

(37) 《梅乐和致郭本函》(1943年7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31746。

(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39) 毕可思:《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关》,《民国研究》2008年第Z1期。

(40) 详见第六章第一节“战时消费税的征收和撤销”。

(41) 《薛穆致A.克拉克密电》,FO371/35763。

(42) 《郭本复A.克拉克电》(1943年1月27日),FO371/35764。

(43) 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第326页。

(44) 《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45) 《俞鸿钧与李度谈话记录》,FO371/35765。

(46) 《李度致薛穆密函》(1943年9月6日),FO371/35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