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贵堂及家人被软禁于其上海私邸后,日方“明暗监视,日形加紧”。鉴于其在华员中的特殊地位,孔祥熙指示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办缪秋杰营救丁贵堂出险。

缪秋杰早年也在海关供职,曾为丁的校友。1940年夏天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随着各产盐区纷纷沦陷,国统区的食用盐供应大为紧张。缪秋杰拟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向孔祥熙请示后,通过丁贵堂与中共的关系打通运输关节,并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谈妥了花马池盐的调运办法。此举既有利于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又增加了财政收入,活跃边区经济。

1942年6月,缪秋杰的手下将亲笔信交给丁贵堂,并叮嘱“我从重庆来的时候,缪总办要我告诉丁先生,千万不能当汉奸。中央政府给丁先生留着总税务司的位置,希望丁先生尽快脱离上海到重庆去”。丁贵堂表示:“我也是想早日离开上海的,可是日本人看得我很紧,我的行动不能自由,离开此地是要由日本人批准的。”(31) 双方约定,丁贵堂继续伪装顺从,以此麻痹敌人,等待时机。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后,丁贵堂作为华籍总税务司的最佳人选,营救其到重庆显得更加迫切。1942年底,日军稍有松懈。一直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系的丁贵堂,共同策划了周密的全套脱身计划。他以到北平看病为由,向日本方面提出申请。但日本人只批准丁贵堂单身离沪,以其眷属悉数留居作为人质。丁贵堂也只能“慨然就道,不复以室家为念矣”。12月27日,丁贵堂离开上海,途经南京、徐州、商丘、亳州等地,在国民党军情人员的接应下历时40天跋涉,于1月初抵达重庆。

丁贵堂由沪脱险抵渝,任重庆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一职,3月1日,梅乐和终于也在财政部的批准下宣布“复职”。只不过这次所谓的“复职”,实际上是事先商量好、维护前总税务司最后自尊的一种形式而已,仅仅3个月后,他便宣布辞职。

在当时的情形下,保持体面辞职走人,已是梅乐和所能做的唯一正确选项。

尽管他由衷地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无奈国民党现在已不再需要他,而海关职员们也要他为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厄运负责。

但从他应孔祥熙要求所写,言辞极为谦恭的条陈里,多少可以看出他的苦衷和委屈。其中既有他为英、美籍关员被拘留后的救济问题忙碌,又有对遭到非人待遇的惨痛经历的回忆,更有其效忠党国的自我标榜。

……除上项由卢斌代拍之电报外,乐和设法托上海德国当局辗转电呈钧座,请求拨款救济在沦陷区被拘禁之美英籍关员,即该项电报亦系经日军允许方能拍发。该电到渝后蒙钧座体恤关垂,饬由周代总税务司汇款一次国币三十四万元以资救济,卒因汇兑方面之周折,该款迄乐和离沪之前数日始经奉到耳。查海关存在上海及其他各沦陷区之款项俱被日敌攫□□日敌截留之税款迄二十九年年度止止累积数前经饬由聂普鲁税务司代呈,现重庆关仍有案可查外,至三十年度各月份应亦有一部分表报业经寄到。钧部可查此项税款于战事终了之后自不难向敌国政府清算。至各关经费暨其他款项帐(账)目,除表册已寄到钧部可查者外,因事变仓卒,帐(账)册笨重,当时未及由署中携出,即携出亦不免随后被日军于搜查住宅时夺去。以故一时无从清查具报。拟俟战事终了之后尽量清查,以清手续。

再查在民国三十年一年之中,伪南京政府迭经派员诱使乐和背弃政府,加入伪组织,俱经断然拒绝,因以触怒敌伪,怀恨在心。本年三月间,日军竟将乐和拘禁虐待于嘈杂污秽之处所达四星期之久。致体力大受摧残。关于沦陷区各关员之情形,查美英籍之关员被日敌拘禁,所受之痛苦难以尽述。其中前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被日敌幽闭于北平达八个月之久,其健康因此摧毁牺牲尤为严重。至华籍关员,现被敌人监视甚严,毫无自由。例如前职署汉文科税务司丁贵堂在华籍关员中声望较高,即经两次被日军拘押监禁,倍加虐待,其行动始终受日敌所派之武装警卫朝夕监视。除该员外,尚有关员多人亦受同样之监视,所有各级关员除得问冒险?来后方报到者已有相当人数外,其余人员因受监视一时无法脱逃,惟于乐和离沪之时,各员曾一再表示忠于党国,咸愿速来后方效力,并相约一俟得有机缘即行潜逃来归,最近尚有陆续来归之关员报到,可为例证。乐和系于本年八月间被日敌遣送往南非洲,抵岸以后立即尽先赶来陪都向钧座报告一切并候训示祗遵,所有以上所陈是否有当。

至于没有将总税务司署预先移驻重庆,梅乐和也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和检讨,“至乐和未能将总税务司署先期移渝一节,窃当中日战争发生之初期,乐和原欲一方面保持中国海关之完整,俾战后较易恢复,一方面对日敌在沦陷区截扣之关税,期能按期计数具报以为战后交涉之根据。故不惜委曲求全,继续在沪办公。其后日敌不惜施用狡狯技(伎)俩,突于三十年十二月七日对珍珠港加以奇袭,太平洋战事于□□发生,全球人士为之愕然。其爆发之迅速,殊非始料所及。惟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数个月,日敌对于乐和即已倍加敌视,对乐和之一切行动倍极猜疑,益□以当时由沪至港之海运船只极少,班期无定,购买船票极感困难,而日敌复不准海关人员擅自行动,以致当时虽欲撤退在沦陷区各关暨总税务司署之关员,势已无法撤退。其时乐和鉴于此项情势,因不忍离弃部属单独撤退,妄求个人之安全,故宁愿与部属同留,以表危难与共之意。惟乐和谬膺重寄,此次上海总税务司署被敌劫夺,虽曰变起仓卒,非意料所及,究属本职无状,未能预策安全,迭次面谒,未蒙谴责,感怀德意,益增惶悚”(32) 。

按照梅乐和的说法,他是为了“关怀海关关务,不惮辛苦,来渝复职,仍愿竭尽棉(绵)薄,以供驱策”(33) ,如果中国想要他继续服务的话,他是做好发挥余热准备,帮助中国政府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署工作甚而进行战后海关重建的。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离开,除备受冷遇、复职受阻这些因素外,在他被日本人解职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说明了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务署立即接管了自由中国的海关总署;去年11月,国民党第十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大意是下一任海关总税务司必须是中国籍。此外,应当考虑的是,1942年初海关施行了《公库法》,该法将所有财政权力从总税务司手中夺走;《中英新约》中声明英国政府放弃总税务司国籍应为英国国籍的条款进一步削弱了海关的地位。此外,孔部长和我本人还面临着一场反对外国人介入的强势民族主义运动。从前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于1942年12月3日抵达重庆之前,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海关的地位已经严重恶化。”(34)

确实,《中英新约》的签订,这一纸彻底宣告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丧失法理依据的条约,给了梅乐和“不想呆(待)在重庆管理自由中国的内地海关”的最好理由。

临行前的梅乐和,还是展现了老派的英国绅士风度,“现新约成立,国际平等,中国人才辈出,外籍人员,咸当自退。行见中国关政自主,大权不再旁落,前途光明,无任欣祝”。在表示祝愿的同时,末代英籍总税务司的主要注意力转向了他的接班人以及“关于外国职员的留任和薪资”问题。(www.daowen.com)

前段时间我被要求提交了一份在周骊先生离开和我退休时,我认为有资格担任总税务司的人员名单(供政府考虑);我希望你知道,你的名字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如你所知,我已建议保留税务司制度;理想状态是在我的位置上任命一名外籍总税务司;目前看来这项建议可能会被有效地考虑。并且,从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可以感觉到,一些中国的利益集团将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暂时搁置这项已登记的提案(要求立即任命一名中国籍的总税务司——参见我本月11日的信件)。但是,总税务司的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虽然1942年通过的决议可以有效地恢复总税务司的权威——尤其在《公库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应该仔细考虑的是,“税务司制度”的基本原则本就是维护总税务司的权威性。不过,海关的处境已变得稍微容易一些,总税务司署甚至可能得以复苏,如果我能成功地让它更多受到蒋介石的个人影响(作为我最后的权宜之计)。但我必须谨慎前行,在东方国家,比赛并不总是属于速度快的人。

我还想补充一点,孔祥熙博士让我给他一份关于在海关中服务的外国人的备忘录(英文),我将再次建议立即修订现行俸给表,鉴于国币的低购买力(现在大约等于一美分)。在此期间,我在口头上向他保证,那些有信誉并符合资格的外国人不会来中国海关服务,除非全面修订薪酬标准,并以合适的外币为基础。但是,中国员工的薪酬应与其他政府部门保持对应的比率关系,可能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见S/O第106号通令)如你所知,海关的工资代表着总收入,官员们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去增加他们的名义工资,这对于其他政府来说,或多或少,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我明白,例如,孔祥熙博士的月薪是3800元,即3800美分。事实上,我们的许多中国员工,在现时情况下,根本拿不到最低生活工资。我也更新了周骊先生较早前提出的一项关于在海关中服务的外国人的建议,即立即付清他们的薪酬,并以合约方式重新聘用那些被认为合适的员工。这项计划受到了大多数对海关总署未来失去信心的有关人士的支持。(35)

与此同时,梅乐和在他职业生涯的倒数日子里,以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理解和观察,对海关的走向做出了评判。他认为在最近的国际事务中,中国被放在显要的地位,美、英等列强都在联合它为自由而战。新近签订的条约赋予中国恢复主权和行政管理自主权的权利,因此,海关现行原则可能会做重大修改,海关行政也必定会改革,中国政府对海关的间接管理将或多或少被直接管理所取代,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目前还会保留总税务司署体制,因为事实证明了这种独特的组织始终坚持半外国管理和西方文官制度原则,对中国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海关的一向支持者孔祥熙“最近所持的严肃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表面的,其实他知道政府和财政部承认总税务司署的效率并认为是可以信赖的”(36) 。假如其效率得以保持的话,在目前特别是战后对中国同样有用。

梅乐和还将他未能重回海关掌舵的最深层原因归咎于蒋介石的反英情结,他认为蒋介石现在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只是拜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外所赐,委员长对国际事务不够精通,从来也不是海关的热心支持者,这也是他将总署留在沦陷区的一大缘由。总税务司本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成功执行了有关政策,也算扪心无愧。而上海日本宪兵监禁之下那段真实可怕的经历,总是挥之不去,何况他本身已经是一位72岁的老人,相信随着他的退休,中国海关的英国时代也就结束了。

1943年5月26日,财政部发布训令称:“查该署总税务司梅乐和以年高体弱呈请退休,已予照准,遗缺经部派粤海关税务司李度代理,在李度未到任以前,着由该署总务科税务司丁贵堂暂行代理,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

5月31日,梅乐和宣布辞去总税务司职务,将工作移交给他心目中“非常有能力的中国官员”——总务科税务司丁贵堂,由他来暂时负责总税务司署的全面工作。“所有总税务司职务, 着由该员(丁贵堂) 代理”, 直至李度接任视事为止。此为中国人首次执掌海关领导权。10 月,财政部又以丁贵堂劳绩卓著,将其擢升为副总税务司。

前文提及孔祥熙不惜派员从“孤岛”上海营救丁贵堂,许以总税务司的职位,并非是空头支票,而是确有此打算,只是囿于种种因素未能实现。丁贵堂的擢升绝非偶然,除他自身努力外,也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式微及当时历史背景有关。当他甫入海关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协约国关员离职返国,而德奥关员大受排斥,海关总税务司署不得不提拔华员以资补充。丁顺利纳入轨道后,其相对中庸的个性使他成为各种势力消长、矛盾平衡的产物。而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使大多数洋员卷入其中,大批外籍关员或被俘或回国参战,给海关华员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一批华员开始主持关务行政,并逐渐升迁至一些重要岗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后,海关作为经济斗争的前沿阵地,亦成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的正面战场。丁贵堂作为海关中华员的代表人物,培植了深厚的势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丁贵堂担任了海关开关以来华员所得到的最高职务。

而“英国人长久以来占据总税务司署的局面拖拖拉拉地惨淡收场”,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前总税务司,梅乐和在接受完《泰晤士报》记者采访并发表过感言后,还在致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的信函里,回顾了他那个伟大舅舅的经典预言。

亲爱的郭本先生:

我刚刚看了一份5月31日的《泰晤士报》,里面有重庆记者宣布我辞职的消息;并表示“我认为可以免除外国援助”,为了“行政自主和国内物价”,海关完全由中国人掌握。这个报道是错误的。不过,孔部长确实希望我在离开前夕向当地媒体发表一份关于海关的简短声明,用英文写的……

在我给财政部长的许多机密备忘录(1942年12月至1943年)中,有记录表明,我给他的建议并非是在没有充分保障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免除外国人在海关行政部门的服务;我一再强调,我认为对海关进行独立的管理时机尚未到来。此外,应该记得,我最近提醒他和政府,早在1929年,我就把海关华员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目的是培养他们将来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正如罗伯特·赫德爵士70年前所指出的,他预见到,总有一天自然趋势和民族力量会把我们从非正常的位置上驱逐出去。这一天已经到来,事物新秩序的出现是时代精神的逻辑结果,再加上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上升,这是英美条约所承认的。此外,我可以指出,我曾多次毫不犹豫地指出,现在我重申,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关中的外国因素将被消除;与此同时,中国决心行使充分的行政自主权,完全独立于任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37)

为保全英国人在海关的最后荣誉,在一个专门召开的饯别会之后,中国政府任命梅乐和为财政部顾问。抗战胜利后,财政部于1945年10月发布训令,“本部顾问梅乐和久处海外,对于关务大政未见有何贡献,现值战事终结,关政亟待整顿之时,经费极感拮据,该顾问一职应即裁撤,其俸给发至本年十一月底为止”(38) 。至此,梅乐和与中国海关再无任何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