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新加坡的沦陷,无疑是一种标志,清楚地表明英国不再拥有远东的特权。这也让中国人认为:“英国垮台了,不再可以依靠了。英国受到冷遇,中国公众舆论的钟摆转向了美国。”如此一来,英国在中国海关的影响变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总税务司的地位自然也受到影响,其权力被削弱了。重建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受此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没有珍珠港这样的突发事件,在取消治外法权、中国争取国家平等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前文提及的海关内弥漫着的民族主义力量愈加勃兴,中国政府想要更为直接地管理海关,特别是专门管理总税务司署,也显得合情合理。如果不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美籍财政顾问杨格的阻挠,一位中国籍的总税务司应该早已诞生。

因此,当周骊在1942年1月抵达重庆时,代理总税务司“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硬仗”,他不仅要面临诸如经费、人员、办公用房不足等困难,还要应对糟糕的人文环境,即使他已经是“奉命唯谨”,但依然举步维艰,因为中国人“对总税务司的尊敬,已经大为降低了”。周骊的遭遇,在他致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的机密信函里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在我到达之前,在很多问题上都已经做了决定。”这主要是指重新组建的重庆总税务司署5个科税务司的人事任命,均由关务署全权决定。他的“伯乐”彭重威甚至这样对他直言不讳,“总税务司的地位以及新的总税务司署的权力已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彭将借助总署,更加直接有效地管理海关事务”。

更恶劣的是,身为代理总税务司,周骊对其外国同僚的待遇也丝毫没有话语权。在他就职视事之前,那些正在度假或身陷囹圄的洋员们的命运便已注定,他们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抛弃——正如那些远比他们资历浅的华员税务司所希望的那样。“国统区里海关华员想利用这个机会占住不错的海关职位”,倒也是人之常情。

越来越多的华员充实到高级职位,华员的地位大大提升。他们在彭重威的靠前指挥下,愈加确信代理总税务司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自然地,他们就愈加无视总税务司署的存在,而与关务署保持高度一致,尽一切可能削弱洋员的地位”。

直到郑莱回重庆复职后,周骊的境遇才略有好转。但在普遍的“排外主义”盛行之下,他仍然绝望,“时刻感受到重庆政府中自始至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试图废除总税务司署,削弱洋员地位,或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去,就像其他征税机关一样,使海关受到政府的完全控制”(9) 。

1942年10月,尽管周骊两次向财政部申请延迟,海关还是开始全面严格地实施《公库法》,(10) 从此海关总税务司再难自主决定海关开支,其财政权力急剧缩小,导致海关关员生活水准大幅下降,海关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即使是具有“卓越的磋商经验和技巧”的前总税务司试图应对也无济于事。

梅乐和是在12月3日抵达重庆的。由于日军遣俘换侨,他先被遣返到非洲的莫桑比克,再辗转而来。据说他原先的计划是先回英国,但英国政府却认为假如他能在重庆出现和发挥影响,再好没有,并为此安排好了一切。值得一提的是,梅乐和获释以及9月份在莫桑比克的港口城市决定去向时,正是下一节重点介绍的中英双方修约谈判的前夕。

照前总税务司的想法,既然财政部给周骊的训令是“在总税务司梅乐和未到渝以前,派该员代行总税务司职务”,那么,当他重返海关报到时,周骊就应该自行停止执行代理职务。也就是说,从未被政府正式宣布解除职务的梅乐和,理应在回到重庆总税务司署后,自动恢复职务并履行责任。(www.daowen.com)

然而事与愿违,梅乐和在重庆受到了冷遇。按他的说法,在礼节性地拜访过财政部及关务署的长官后,“我严格按照成规,正式与关务署联系,报告我自本月14日起复职视事。郑莱先生回信说‘让我按成例办,发复职训令显然会使孔博士陷入困境,增加他的烦恼’”(11) 。

对国民政府而言,本来就“对梅乐和非常生气”,一方面对他在上海做过的一系列对日妥协之事无法容忍;另一方面对英军在对日作战中的种种不堪表现正无处发泄,多少会迁怒不请自来的前总税务司。

梅乐和这种自以为就复职了的“不恭”行为不仅让国民政府为难,也不被海关高级职员们所待见。他们将其所面对的麻烦处境,日益窘迫的生存压力,都怪罪在老长官身上,责备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捍卫他们的立场,假如前总税务司署有远见的话,应该在重庆任命一位常设联络员,这样就可以提前为海关铺路,使它能够像以前一样运作,但恰恰相反,海关由于没有这样做,结果是吃亏不少。(12) 至于一般职员,用周骊亲口告诉梅乐和的话来说,“营养不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而闽海关税务司则报告说,有的职员为了生存,被迫卖掉家具甚至儿女。

梅乐和确实负有相应责任,而现在与代理总税务司共同探讨出路成为当务之急,在日后给郭本的信件中对此有所记述,“去年C.H.B.July(周骊)先生考虑到政治形势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海关中外国职员利益最好的保护是按比例付清酬劳,与中国政府希望留下的人员重新签合同。我同意这一观点,并提出了这一方面的建议,供政府考虑;我还进一步建议,战后政府最好努力召回大量退休外国雇员用以重建海关。当然,前提是能够就他们的薪酬作出令人满意的财务安排”(13) 。

在梅乐和被扣押期间,就风闻海关地位如何降低的种种谣传,而当他来到重庆亲眼所见,发现一切都是事实,总税务司的权力被削弱,洋员的地位在下降,“正如郑莱先生所推测的那样,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部里和其他地方正酝酿一场运动——显然孔博士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敌意和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得海关的地位一泻千里,无法挽回”(14) 。

这一切都是梅乐和早已预料到的情况。他对形势依然有着清醒的判断,在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讨论海关前景时,他相信中国政府还是会让外籍税务司充任总税务司署的首脑,还是希望目前的海关机制由洋员来执行,他们要的是增加各方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将总税务司权力削弱到顾问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自动宣布复职后的第2天,梅乐和便发布总税务司训令,在12月19日当天更是为核定海关监督经费事分别给梧州、长沙、昆明三关税务司发号施令。“财政部长大为震怒,梅乐和擅发的(复职)通令被撤销”(15) ,并被要求写一份正式报告叙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沦陷区海关的情形。尽管这一年来深受海关恶化局面困扰的周骊已提交了辞呈申请退休,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到1943年2月底,给上饶、洛阳关税务司发出了最后一份训令,内容为“奉部令以敌人以大款交付小商分赴亳南收购耕牛、牛皮、牛骨等物运往商丘又在济南统制购销茶叶,饬予严密查缉”(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