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海关人事的有关规定,梅乐和应该在他被解职的10年前,即1931年他年届60岁的时候退休。也就是说,这一届总税务司的接班人问题,早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有清一代,海关就该问题形成了某种传统,由于英人担任总税务司成为海关定制,因此选拔接班人也相对简单,那就是总税务司在任期结束前向中国政府推荐几位英籍候选人,最后再从中圈定。但当时梅乐和上任不过短短2年,海关事务本身繁剧,加上还要四处奔走,为危机四伏的海关这艘破船补洞,自然无暇也不愿想什么接班人问题。

自从英国在华的绝对优势丧失以后,其在中国海关的控制地位,已经经受了多次挑战。但根据1898年协议精神,只要英国的对华贸易额超过其他的国家,那么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便理所应当地由英籍子民来担任,因此挑战归挑战,英人把持这一职位的法理基础还在。时间到了1931年,中国的进口贸易额排行榜中,美国占整个贸易额的22.4%,英国和香港合计占21%,日本占20.4%。假如不算香港的贸易数据,英国且不说失去领头羊位置了,前三强也未必保得住。这一排名的变化,让一切都有了可能。

比如英国方面就已经有人对此作出了假设,“假如中国政府以美国人取代英国人来管理中国海关,那将出现严重的信任混乱;假如中国真的任命美国人为总税务司,那海关的信誉毫无疑问将发生动摇”。也有人对梅乐和在1931年任命日本人岸本广吉担任总务科税务司感到紧张,因为按照海关惯例,总税务司不在时,可由总务科税务司来代理其职务。看来哪怕是短暂地掌管海关,也会让英国人不安;哪怕是到了总税务司“自不必聘用英人矣”的时代,英国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这样的惯性思维:海关是由英国人出力创建起来的,纯粹是按英国的路线组织的,无论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继续在以英国人为首脑的领导下,有效地、令人满意地履行职责。要知道,一贯有效的海关行政,对于英国的贸易和在华总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海关体制必须继续存在下去。

尽管梅乐和颇有乃舅赫德之遗风,并非任何事情都对英国政府言听计从,但在接班人最好是英国人这个问题上双方高度一致。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先后攫夺东北海关,梅乐和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妥协退让措施,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日本给中国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利用依然存在的‘二十一条’从中国榨取财富”,日本人变本加厉意图控制中国和侵犯海关的危险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如此,“有一名英国人在总税务司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和中国债券的持有者都是有好处的,他一定会有为英国服务的本能”(1) 。

到了1936年,就算梅乐和还没有离开的想法,接班人问题也因为时局因素以及当事人的超龄服务,必须放到台面上了。英国外交部方面认为海关当务之急是总税务司的接班人人选,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和蒋介石顾问端纳在与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会谈时,更是直言不讳提及总税务司的继任问题。尤其是孔祥熙,反复强调他相信日本人将竭力谋求总税务司一职。

在这种情况下总税务司必须表态了。1937年初,梅乐和告诉许阁森他并不想一直干下去,他已经超期服务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认为应向孔祥熙请示,允许他琢磨其接班人的具体人选,以便接替其位置。其实梅乐和需要孔部长的允许只是谦辞,他提供给许大使的候选人或许不算正式,还有待商榷,但毕竟已是琢磨了好长时间了。这份名单上有江海关税务司兼税务专门学校副校长罗福德、江汉关税务司安斯迩(E.N. Ensor)和总税务司署缉私科税务司白立查(E.A. Pritchard)。

又过了3个月,梅乐和提及的接班人名单似乎又扩容了,除了上述3人,又增加了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潮海关税务司许礼雅(H.D. Hilliard)和粤海关税务司李度等。

这份大名单的人数未免太多,要知道在许阁森致英国外交部有关候选人名单的电文中,还有一个“etc”(等等)。何况在梅乐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数年之内,他之所以没有“选秀”,一大理由就是目前海关并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候选人却又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出,其中粤海关税务司还是美国人。

如果说梅乐和的这份大名单只是将上述人选纳入考察范围,那么整整3年后他向孔祥熙推荐的人选,指向性更加明确。总税务司在电文中很煽情地描述了自己的艰难,恳请国民政府批准他的退休申请并提供了一份5个人的名单。他们是退休返聘的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总税务司署秘书科税务司甘柏操(A.S. Campbell)、江汉关税务司安斯迩、九龙关税务司白立查以及粤海关税务司李度。

孔祥熙在给梅乐和的复电中也恳切地加以挽留:“你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作为你继任者的名单,还表示想离开海关,我不希望看到这样(但愿是我理解错了)。你多年以来效忠政府,信念坚定,用你特有的智慧应付危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非常感谢!”

即使在梅乐和行动受限自身难保之际,他也还在为其接班人问题操心。“上海税务司署暨沦陷区各关被劫持之际,乐和原欲设法通讯,将经过情形报告钧部暨关务署,只以乐和被日军监视甚严,住宅经其搜查,一举一动悉致猜疑,毫无自由行动之余地。以故一时无论以公文或私函报告,俱无法寄递。其后税务司卢斌自愿冒险来后方效忠党国。乐和始因便拟妥电稿,举荐周骊代行总税务司之职,以替被禁于香港之白立查等由,秘密面嘱该员于安全到达后方之后立即拍发迅呈钧座核夺,以免关务中断。该电到达之时适周骊已蒙钧座先派代行该职。……”(2)

综上,周骊赶上了末班车,成为梅乐和推荐榜单里最后一人,恰与国民政府的任命不谋而合。(www.daowen.com)

所谓时势造人,用在周骊的身上再确切不过。49岁的英籍腾越关税务司周骊虽然已在海关工作长达近30年,也有在各关服务的经历,踏实肯干。但他始终离在大关任主官差一步(曾任江海关署理税务司、副税务司、常务税务司),即便1939年升任腾越关税务司,也不过才任地方海关首长2年,而他为了升迁到这一位置,用了漫长的27年。因此,按照海关传统,以总税务司应有的履历和用人标准来考察,他确实进入不了梅乐和的大名单。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遽尔爆发,他或许还要在那个滇西边关服务多年。

战争成全了他。梅乐和榜单上的那些候选人,都滞留在了沦陷区,被日伪所控制。候选人只能在重庆政府尚能控制的剩下12个海关的税务司里来挑选,而要考虑英国国籍的话,这个名单又减去了一半。如此,从这6名英籍税务司来考量,入职海关最早且经历最为丰富的周骊便成为梅乐和心目中总税务司候选人的候选人之一。

彼时,国民党内部“一直有想要将所有洋员驱逐出海关、废除外籍税务司制度甚至取消海关的民族主义力量”。在财政部,其代表人物是关务署署长郑莱,“由署长郑莱领导的关务署似乎蓄意损害总税务司署,从而借机谋利,以期巩固自身的地位。在没有总税务司署的前提下,观察家可能会觉得真的需要一个人来领导,但高级官员感觉郑孤立了残存的海关,而且用计谋限制了海关和财政部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战争给予权力之争新的机会,海关发现自己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越来越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部分原因是国民党计划收回国家主权,但另一部分原因不过是官僚斗争罢了”(3)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郑莱在香港被俘,署长由关政科科长彭重威(当时财政部加派其为关务署帮办)代理,对总税务司署的敌意不亚于原顶头上司。

实际上,这股力量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便从未消退。如前所述,第一任关务署长张福运甫一上任,要求由中国人来担任总税务司,进而将洋员全部换成华人的呼声就未断过。因为在时人看来,外籍税务司当道的海关可谓帝国主义在华的最后一具枷锁,在去殖民地化的浪潮中,越来越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能接受。

但国民政府基于当时的形势,认为彻底终结外籍税务司海关制度尚不成熟,决定从恢复对海关的控制着手,选择了能“与关务署通力合作,坚决执行政府的命令”的梅乐和。尽管从日后看来,总税务司的所谓“坚决执行”也是要打折扣的。

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当海关事务彻底中断、海关机构完全破裂时,重庆政府为应对危机,研究了三种备选方案,它们是:(a) 在重庆组建一个由美国人任总税务司的海关总税务司署;(b) 在重庆组建一个由英国人任代理总税务司的海关总税务司署;(c) 废除税务司体系,由财政部关务署直接管理海关。第三种方案在研讨(海关)形势的专题会议上得到了青睐。但在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的强烈建议下,财政部长采纳了第二种方案。在杨格的建议中,他还主张应该明确海关总署不应发生任何变化,但这一条款被财政部副部长否决,该否决也得到部长的同意”(4) 。

“强烈建议”是与会者的观感,杨格的初衷应该是从外汇稳定的角度考虑,采纳(b)选项或会更利于他致力推动的中英平准基金的实施。实际上只能说他的提议正好符合孔祥熙的意图,因为连杨格自己也说“由于战争刺激了民族主义,中国变得不太愿意接受外国建议并让外国人参与行动和政府管理。作为财政顾问,我发现我的建议也没有战前那么受待见了。我在1942年之前的同事……以及海关和盐政部门的外国人,都有类似的体会”(5) 。

孔祥熙部长将选调代理总税务司的任务交给了临危受命的代理关务署署长彭重威,据他回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海关总税务司的存废问题,我极力主张趁此机会予以根本取消。孔祥熙请示蒋介石,蒋不赞成。我又建议,如果一定要保存旧制,不如换一个美国人来当总税务司,孔仍不赞成,要我在后方各海关中找一个合适的英国人。在我心目中,那时后方各关的几个英籍税务司,实在没有一个有能力充当总税务司的。”(6)

既然如此,那么效仿其前任,选择一位比较听话的英籍税务司先负起责来,也不失为权宜之举。正好在一个多月前,彭重威在查办滇缅路货运稽查处案件中,“曾同云南腾越关税务司周骊在一起相处过10多天,觉得他还能干又听话,就向孔保举了他。孔立即委派周骊代理海关总税务司,这是周骊梦想不到的幸运”(7) 。

这应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此前梅乐和提到的候选人诸如罗福德、甘柏操、安斯迩、白立查、李度等人都在日伪控制下,而郭本也远在英国,都无法前往重庆重建总税务司署。这就给其他人留下了机会”(8) 。这个人,便是“还能干又听话”的周骊。总体而言,国民政府最终任命周骊代理总税务司,除了与前总税务司相若的逻辑,其背后的多重考量亦体现了这种选择只能是其时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的最佳方案。

海关的特殊地位要求总税务司必须拥有妥善处理各方利益、维持各种势力微妙平衡的能力,他既要协调中国内政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又要得到其所在国与雇佣国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量,周骊都不具备这种能力,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他不会被重庆方面待见。简言之,他充其量就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按照阴谋论者的观点,周骊的某些短板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他就是被重庆国民政府有意挑选出来暂且权充傀儡的,这也注定了他的任期不会长,代理两字也不会被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