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而“梅乐和在一个烽烟四起的局势下对海关的完整性一直苦苦求全”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他致力于确保沦陷区海关成为一个属于中国政府的机构,但海关营运的中国港口却处于日本及其扶持的傀儡政权控制之下。

以总税务司署所在的上海为例,“商业情形,尚称繁荣”。周边则“殊为凋敝”,苏州、杭州两埠海关仍未恢复办公,九江、芜湖、南京及镇江这四埠海关仍处停闭状态,直至“岁暮之际,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因是大局丕变,而该埠之前途,亦立即为之改变矣”(23) 。而梅乐和在为中国海关服务50年,为维护所谓海关完整奔走10余年后,其个人前途也随着海关这个“沦陷区中的标杆”的倒塌而一片黯淡。

在“沦陷区海关尽归隶于伪总税务司署”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财政部不得不训令云南腾越关英籍税务司周骊:“海关总税务司署应移渝办公,在总税务司梅乐和未到渝以前,派该员代行总税务司职务。”(24)

此前,为应对日伪强行接管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重庆国民政府立即指令重庆关税务司霍启谦筹组海关总税务司署。经过简单的筹备,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于1941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

因事出仓促,“原有之案卷人员在沪,未能撤去”(25) ,故重庆总税务司署只能是因陋就简,草草创立。第一步是落实办公场所。“先在重庆关成立,就该关及附近职员宿舍,稍加修葺,并设备简单家具,以为办公之用。”接下来就是充实总署办公人员以及所有办公所需设备、文具等,“前上海总税务司署之人员,全体未能撤出,重庆现在各级人员俱须自后方各关抽调备用。一、先尽附近各关抽调,俾能迅速到达;二、自较远各关抽调人员,分别补充附近各关及充实本署,并按本署及各关之需要,将后方各级人员统筹支配;三、奉调各员统限立刻启程,并迅速到达;四、征集文具文仪。现值战时,在后方制备大宗文具表格、油印机、打字机等项,甚费张罗,费用尤属不赀。本署成立之始,即通电各关分别征集,限期运到,以应急需。并就纸张价较低之地方赶速印制表格等项,以继续供应备用;五、借抄例案档卷。本署成立之初,无片纸案卷可查,一切应例行造具之报表格式手续,均无旧案可循。成立之后,即呈请关务署准将上海总税务司署呈送之例案报表,借调本署抄录全份,分科研究,赶速依式办理”(26) 。(www.daowen.com)

1942年1月8日,周骊就任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的代理总税务司,于1月12日通令各关听命于重庆总税务司署,不得接受伪总税务司署发出的任何指令。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经精简,其主要的五个科的税务司分别是:总务科税务司霍启谦、财务科税务司班思德、审榷科税务司杜秉和、署理人事科税务司陈柏康和署理缉私科税务司李桐华。由总务科税务司直接掌管此前统计科与海务科的工作,由财务科税务司掌管此前计核科与财务科的工作。另设秘书室,负责原汉文科和机要科事务,仅设1名中文秘书与1名英文秘书。(27)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的组织机构逐步完善,相继增设了一些科室。如1943年6月,将审榷科暂兼管的统计工作扩编为统计科,其主要工作为编制贸易报告及其他统计事项。该科设税务司1名主持其事务,另设副税务司1人辅助。至抗战胜利前夕,其机构已大体恢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规模。

重庆总税务司署就这样匆匆地在狮子山麓建立起来,此后非沦陷区各海关,都由其统辖,“艰难地维持着海关行政的运转”。尽管梅乐和此前已经布置总税务司署档案转运事宜,但变起俄顷,不仅是重建的总税务司署“无片纸案卷可查”“需借抄例案档卷”,其他各关也普遍遇到类似问题。腾冲关代理税务司刘贻庆在致总署的电文中多有陈述。

“本关区前遭沦陷,档案荡然。此次复关,仅领得总税务司通令一套,其中且缺漏不全,查阅引证颇感不便。拟请赐准由收复区裁撤关署中移□完整之总税务司沪字通令全套及各科沪字通启全份,会计指南(Accounts instructions)一本以应需要。另附呈缺少渝字通令及渝字各科税务司通启,号列表一纸,祈请补发。再者,现本关对过去地方及贸易情形、货运路线、走私路线均感缺乏参考资料。查各关税务司图书室所存参考书籍向极丰富,此间则付缺如,并请由内地裁撤海关拨发税务司图书室全部图书,以便参考,如能将本关历任移交报告、历年贸易及缉私月报抄检一份颁发下关,则对于公务之处理,自多便利。此项文件篇幅繁多,抄录费时自所不免,但其裨益于公务者匪尠 ,是否可行,理合电请鉴核。”(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