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私舰事件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海关再也无法采取超然的态度。这一时期,随着军事上的频频得逞,日本也加紧了对租界的渗透,采取多种手段排挤、削弱、打压英美等国在上海的势力,以求最后达到独占的目的,这与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一致的。早在数年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便公开扬言,上海公共租界问题,必要时将武力行事。而梅乐和也很早就得到可靠消息,东京近卫内阁将对海关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1941年7月18日,近卫内阁改组,力主进攻苏联的松岗被免去外相职务。7月24日,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些均表明日本放弃北攻苏联,而开始南进东南亚。可见,美国企图通过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使日本北攻苏联的战略归于失败。日本失去利用价值后,美国不用再对日妥协退让,原来掩饰着的美日矛盾浮上台面。1941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贸易实施禁运,英国、荷兰随即采取同样行动,英国并同时宣布废除《英日通商航海条约》,日本方面,针锋相对地实行了更为严厉的经济封锁政策,江海关日籍署税务司小山田光宣布, 禁止上海机器、粮食、五谷、颜料、油类、化学品、肥料、纱布、矿物、五金、棉花、药材等物资向日本及沦陷区以外地区输出,不日又将皮革、糖、米谷、面粉、颜料染料、油类、植物油、橡皮、煤、棉花棉絮、麻、羊毛、矿砂等15类商品列为禁运品。“日小山田光负责江海关后, 所有由沪运往大后方的货物, 均认为是违禁物品,不予放行。”(14)

入冬以后,日本与英、美两国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军干涉海关关政更是日趋严重。梅乐和此时也愈发感受到总税务司署所处的严峻形势,而在此之前,他明显估计不足,“没有真的理解到日本人确实想把西方人赶出东亚,并且他们有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他那建立在凭借其个人能力和智慧,就可以使海关在战争中独善其身的信心也面临崩溃。而汉文科税务司丁贵堂一直有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陪都重庆的打算,见时机趋于成熟,便密请梅乐和派其为重庆关税务司,以便前往预备。

梅乐和同意了丁贵堂的迁署计划,未料该机密被日本特务侦查得知,于是日军采取了严厉的监视措施,“日大使馆出面阻止,并声言如(丁贵)堂企图私行离沪,即予强行制止”(15) 。迁署计划遂告流产。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获悉战事猝发、英美对日宣战后,丁贵堂急忙赶往总署,检取与重庆国民政府往来机密文件,悉数焚毁。与此同时,日军装甲坦克开进租界,和军车在上海江海关大楼一带沿黄浦江一字排开,迫使美炮舰“威基号”投降。英舰“波得烈尔号”拒降,遭炮击沉没。

总税务司担心的灭顶之灾终于到来。一直以来,海关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的完整和稳定,以及列强之间相对缓和的竞争关系。哪怕是局势动荡、关系破裂,在过去的经验里,总税务司往往可以凭一己之力,折冲樽俎,以海关所能提供的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利诱、威压中国政府和列强,从而确保海关的独立,屡试不爽。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到辛亥革命,梅乐和的两位前任赫德与安格联均率先垂范,使之成了海关的某种传统。如前文所述,梅乐和在维护海关的完整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相对于他的前辈,不遑多让。

在他的“第一个十年,总税务司与强硬的中国官员处事,采用弹性较大的实用主义。在他任期内,事情变化很快。1932年,东北海关被“满洲国”控制,海关分裂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海关工作的政治态势。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梅乐和还控制着上海海关”。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日本构建东亚新秩序的野心是随着它在中国的军事进展逐步发展起来的,为了称霸东亚和世界,日本已经罔顾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直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其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新加坡和马尼拉(菲律宾)这三座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发起猛烈进攻,这意味着梅乐和与他的海关,其处境已是覆巢之下了。

1941年12月8日上午10时许,日军由苏州河各桥梁分路开进公共租界,接收第一特区法院、设于两租界的外国广播电台,“接管江海关,并封闭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是日起,除德国驻沪领馆、受法国维希政府节制的法国驻沪领馆和中立国瑞士的驻沪领馆继续留沪外,美、英和一些国家的驻沪领馆或被日军限令关闭或自动关闭”。不仅海关总税务司署在劫难逃,连江海关大楼前的赫德爵士铜像亦于次年被日军拆除销毁。

梅乐和尽其所能采取了应对措施,他在后来给孔祥熙的报告中记述道:“至关于太平洋事变发生以后之情形,查乐和于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得日敌进攻珍珠港之消息,立即以电话通知前职署机要科税务司甘柏操,饬其即刻赶往署中,将未及移地保存之机要文件一律焚毁。该员办竣后不数小时,日敌果然来署,见所有机要文件或焚或移,竟勃然大怒。是日,乐和试亲往署中,竟未能通过赫德路口之敌方警戒线。自是以后乐和即被软禁于住所,行动不得自由。迨十二月十日接伪关务署长之文书一件,通知乐和暨所有美籍与英籍在沦陷区之关员俱被伪南京政府免职,及原任职署总务科税司岸本广吉被派为继任之总税务司各情由,其翌日即十二月十一日,恰值乐和在中国海关服务满五十年之日也。岸本广吉被任为伪总税务司后不久,即因有袒华之嫌疑,失去日敌之信任,旋即被迫退休,自兹以后,在沦陷区各关及关员遂完全为敌人劫持监视,丝毫不得自由行动矣。”(16) (www.daowen.com)

12月11日,梅乐和发出第5769号通令,“本总税务司已被解除总税务司职务,总理文案岸本广吉先生已被南京当局委派为总税务司,我已停止行使被占领的中国的职务”(17) 。

在日军接管总署的当天,丁贵堂到避居于私邸的梅乐和处请示,奉谕暂留一时,以保护关产及海关档案免为日敌破坏。由于丁贵堂实为海关华员的代表人物,在关员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但他对高官厚禄坚辞不就,不日便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向日籍总税务司岸本广吉申明退职还乡,以后不再到署视事,但岸本广吉却“以军宪监视行动等语”逼其就范。

“即被监视,更难逃脱。当此时也,(丁贵)堂本决定拒不到关,任敌处置,嗣以同人环迫,强取一致行动,乃不得不含泪敷衍,以示与同人同甘共苦之意,且以梅(乐和)公夫妇之安全,及后方同人留居平津沪粤等处眷属之生活问题。势亦不得不稍事滞留,以资掩护,而代筹完全。”(18) 他再次与岸本广吉交涉,声明只暂任汉文科税务司原职,绝不接受总务科税务司或其他新职。得到同意后,丁贵堂便每日照常到总署例行公事,对日本宪兵特务的监视视若无睹,试图以此打消日方的猜疑和防范。

1942年初春,日本特务在津海关发现密电副本,侦知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报密告给南京国民政府,认定为间谍行为上报军方。可见天津海关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谍报中心”,中原大战12年后再次事泄。

3月29日,“海关为政府作间谍案发”,日本宪兵队将梅乐和、丁贵堂及另一名华人税务司张勇年一并逮捕,冠以“反日间谍行为”的罪名,关押在宪兵总队监狱。丁贵堂经历了残酷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系狱月余,辛辱备尝,所谓人间地狱之惨状,殆已亲见亲受。”但丁坚持表示系按政府明令办理,始终不承认有任何“间谍行为”(19) 。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宪兵队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在收取大笔保释金后,将丁贵堂释放。丁“出狱后,敌方监视更严,而梅(乐和)公夫妇,已失却自由,其一切私事,需人照料,以数十年之公谊私交,实不忍舍之而去”(20) 。

梅乐和终于为他当初的行为付出代价。早在1928年10月,为了便于领导海关,国民政府财政部便要求海关总署“移京设置”,但当时的南京古老而残破,甚至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还不是一座堪称中国首都的城市。梅乐和便借口南京无足够合适住房,将总署各科全部移设上海,称作“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在南京设立的却是有名无实的“海关总税务司署”,仅任命英国人罗云汉为额外总务科税务司并带领少数几个人留驻。因此,假如当初梅乐和不是一意孤行,处置得当,“他本会在南京办公,并随政府在1938年迁往重庆。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在1941年被日本人拘押起来”(21) 。

值得肯定的是,“孤岛”时期的梅乐和并未被日本人利用,所谓“海关间谍”案件只是他被捕的一个由头。他在获释以后致海关职员的函件中称,“南京汪精卫政府想公开声明给予我丰厚待遇来引诱我,反复建议我以总税务司的身份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我断然拒绝接受他们的雇用,激怒了他们和日本政府,这就是我为什么被关进著名的提篮桥监狱”(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