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关维持表面的完整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由于日本尚不具备与英、美、法等国相对抗的军事实力,加上其对英美还存在着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故没有强行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两租界——这座沦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就政治意义而言,仍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沦陷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已是“逃难的政府”,也还在幻想总税务司署能在英美列强的庇护下,对沦陷区中国海关拥有主权。因此一再密令梅乐和坚守岗位并转饬各关关员暂行忍耐,以保持关政之完整。

而梅乐和为了所谓海关完整,早就制定了中日开战时中国海关“中立”的原则,决计把总税务司署留驻公共租界,以便以中立姿态对日占区海关进行统辖。他也幻想依靠英美的力量,能够继续在日本占领区中统辖海关,从而保全英国控制下的总税务司署对两个敌对地区海关的统辖,“继续工作下去”。

在“孤岛”存续的4年多时间里,上海两租界在中立旗号下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海关也倚仗这一特殊的中立状态照常运转,“其所发通令仍依照国民政府财政部或关务署意志,转令全国各关遵照办理;对于‘维新政府’及伪监督之来往公文,乃以普通行文传达之”(1) 。管理上海进出口贸易的江海关虽然自八一三战事发生之后即被日本不断侵蚀,但名义上也仍然隶属于国民政府的海关系统。

但随着日帝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凶焰愈演愈烈,梅乐和也预见到日本方面对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容忍。为此,他极力劝说其上司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采纳其建议,即给他自由行事的权力。当他在不可抗力之下,为保全对沦陷区海关的统治,可以采取妥协让步的办法。也就是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中国海关利益以求得对海关的完整统治。

按梅乐和的说法,“1937年,孔祥熙指示我,关于海关事务等问题,继续与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进行密切接触。他要求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坚守自己岗位,努力保持海关行政完整。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我遵命与日本当局建立非正式接触的工作关系。然而,在我与他们的交往中,在处理涉及利害关系的大问题时,决不牺牲原则,而在小问题上牺牲些利益是必要的,所以不时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做些让步,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或条约有规定的问题上,我在任何情况下都立场坚定”。

至于梅乐和留在“孤岛”的原因,第一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据他回忆,“有一天,梅乐和拜访了我。他到香港并无明确的缘由,既非出于公务也非度假。一见到梅乐和,我问他为何还呆(待)在上海而不去重庆。他回答说他没有接到这样做的指示。我认为他应主动去重庆,但我没有这么建议。我提到汪(伪)政府有可能任命他为总税务司。他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会把委任状放在抽屉里。我说,这难道不意味着接受?他未置可否”。

凭借对梅乐和的长期了解,张福运认为“一方面,梅乐和讨厌放弃上海的舒适而去重庆过苦日子;另一方面,他仍错误地认为他具有国际背景,这可以使他周旋于敌友之间”(2) 。

所谓“把委任状放在抽屉里”,正是梅乐和的高明之举。1940年3月新成立的汪伪政府的确有意任命梅乐和为他们的海关总税务司,假如梅拒绝接受任命,汪伪政府将被迫任命他们自己的海关总税务司,以维护其威望。而假如梅接受任命的话,重庆政府势必会罢免他,另外任命新的总税务司,这样海关分裂将不可避免。陷入两难的梅乐和只有采取既不接受汪伪政府的任命,也不拒绝任命的做法。梅乐和的真实想法,在1940年8月给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密函里表露无遗。

“我继续任全中国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是可能的,同时期望我在沦陷区通过海关总税务司署和海关监督的间接媒介执行他们的海关政策。如果不按他们的意见办,令人可怕的情况就可能出现:日本政府会直接地或间接地任命沦陷区的总税务司——可能还是日本人。难道眼看着海关就这样被破坏而分裂成两部分?日本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一大部分,而中国则是一小部分。那么,中国政府将会失去尽管在困难形势下至今仍然维持的、代表中国政府在沦陷区的各关,而日本就会得到过去三年一直为之努力想得到而未得到的一切。所以我强烈地认为,采取有理由的妥协比使海关行政遭到破坏更加明智。我相信这种政策对中国最有利,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将不遗余力地维护海关行政的完整。”(3)

在梅乐和看来,假如将海关总税务司署从上海撤退到比如昆明或重庆等地,或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那将会被认为是失败,相当于敞开了大门,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比如更多的日本激进分子将会乘机控制海关。也就是说,这种撤退实际上就是将整个海关行政拱手交给日本人来管理,这将对中国的国际信誉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因此,他坚持认为要想让总税务司署和总税务司留在上海行使海关职权,就必须与日本及汪伪政权机构有所接触和联系。与事实上的当局建立并保持工作关系应该是必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要求他代表政府留在这里,无疑是困难重重。

也许梅乐和自说自话地为他的那些诸如不断增加日籍关员数量等对日妥协行为开脱,未必会得到宽宥,但对于那些一向对海关反感的英国国内某些要员来说,在国会下院听了如下的解释后,也只能选择暂且闭嘴。

这个高明的说辞原文是“梅乐和在管理沦陷区海关时,考虑占领国——日本的要求是被迫无奈”。于是,梅乐和在为自己辩解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的所作所为时,就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他强调,其所坚持的行动路线既得到了中外银行家们的支持,也是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充分了解与默许下进行的。他甚至不无得色,海关之所以在1941年前没有被破坏分裂成两部分,都是由于他参与其中。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海关至少还维持着完整,他本人既没有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又成功阻止了日本当局任命他们自己的人来担任总税务司——要知道,日本人对这一职位的觊觎,已是由来已久了。

梅乐和既清楚他以及总税务司署存在的价值和可行性,也对他所遇到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他对此总结道:“我目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够坚持和跟随赫德的主张,即我们在这里是在辅助当权者,而非取代他们;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当前这个诡谲的政治动乱和混淆中还可以继续存在,有部分原因归咎于此。但是要应付目前这个情况,光是凭此还不够:我面临的困难任务就是要试着去调和重庆的愿望和东京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要在敌占区替政府做事。”

假如不是美国和英国参与到这场远东战争,那么,保持海关行政为一个整体并非没有可能。这在目前的混乱形势下,可谓梅乐和的最高理想。在他心目中,维护海关行政的统一完整,将对中国的国内外信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饶是“总税务司在沦陷区的处境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梅乐和也有能掌控局面的能力和信心。而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升级,梅乐和也嗅出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硝烟越来越浓,他也在准备着非常时刻的到来。1941年初,在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的建议下,梅乐和将存在上海的税金余额转移至纽约,将总税务司署的机密档案运往新加坡,并且从上海和其他沦陷区的海关撤走了绝大多数他认为可以免去的职员。(4) 不久后,缉私舰事件的发生,让梅乐和感到最担心的事情即将到来。

(二) 缉私舰事件

1932年2月,海关成立缉私科后,遂开始购买并建造海上缉私舰艇,到1934年底,舰艇建造工作大多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完成,中国海关缉私舰队正式成立。(www.daowen.com)

1935年5月10日,厦门关巡缉舰“专条号”在距淡水20海里外的海面,追击检查未悬挂国旗形迹可疑的日本渔船宝盛丸。30日,2艘日本驱逐舰“汐风号”和“夕风号”将巡航中的“专条号”夹于当中,并开炮强迫“专条号”停航,蛮横指责“专条号”正位于距大担3海里外、青屿5海里外的所谓公海海域。6月5日,驻厦日本领事更是先声夺人,向厦门关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专条号”在公海检查外国船只,违反国际公法。对此,总税务司梅乐和以维持中立为要,指示海务局“缉私船不得在3海里外的海面上阻拦任何船只”,缩小了原先的海上缉私范围。南京国民政府显然无意卷入这场涉日外交争端,仅是予以关注。

抗战军兴时,中国海关就已经拥有26艘主力缉私舰(长度自100英尺至200英尺不等)和4艘航标船,加上100英尺以下的巡缉艇,共有舰艇119艘,其中最大的“福星号”达6800吨(长370英尺),其规模称得上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中央海军的第二大舰队。但由于国民党的退让妥协政策,加上中国海军过于弱小,无力与日本海军相抗衡,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因此尽管梅乐和幻想维持中立,但众多的海关缉私舰艇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中日战事爆发后唯一的办法只有逃难,先是从华北逃到上海、华南,之后又逃亡香港、澳门或投靠上海的租界,以求得到庇护。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份,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英国方面为了预备对付日本舰队,拟征用到港避难的海关缉私舰艇。3月7日,梅乐和致函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是时候让缉私舰艇停航了,英国方面可以考虑接管。”(5) 3月11日,经梅乐和同意,“春星”“飞星”“德星”“和星”“海平”“海辉”6艘海关缉私舰被英国驻香港的皇家海军舰队征用,调入香港后备海军。这些缉私舰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比如以梅乐和中文名字里“和”字命名的“和星号”,排水量达到1960吨(一说2300吨),长260英尺,宽28英尺,为1924年上海杨树浦造船厂建造,配备60毫米炮1门和重机枪,双轴推进,最高时速12海里。

如此行事显然与梅乐和一向主张的中立原则相悖,这让日本方面非常愤怒。于是日本方面通过不断增加压力,对海关制造更大的麻烦。梅乐和并非预料不到日本当局会采取措施,但正如他所言,“假如我使东京高兴,重庆就会不高兴”。梅乐和已经在几乎每件事情上都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果然,不久之后,日本驻汪伪政府上海总领馆总领事堀内干城便致函梅乐和,向他宣布了日本帝国的惩罚决定:自1941年6月起,沦陷区各海关停止拨付应摊总税务司署经费,何时恢复,取决于总税务司署能否拿出让日本方面满意的姿态。

自1938年5月以来,每年从沦陷区各海关按比例摊派给总税务司署的经费额度为1600万元,其中总税务司署行政经费700万元,海务科经费700万元,统计科编印资料费200万元(包括沦陷区各海关报告、贸易报告、办公表册、各关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等)。“如果日本控制这些资金不发,海关总税务司署就不能继续运转,沿海灯塔就不能继续发挥作用,海关各种报告就不能继续编印,必需的办公用品和设备就不能继续添置,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6)

 日本方面利用缉私舰事件,悍然停拨总税务司署经费只是一种手段,其真正目的还是让更多的日本籍关员占据海关要津,从而进一步控制海关。在他们看来,所有沦陷区的14个海关机构中,只有区区2名日本籍的海关税务司,还是在不怎么重要的宜昌关与胶海关。这显然远远不够,那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大关,如江海关、津海关、粤海关,应该任命日本籍的税务司来管理。

英美当局没有坐视不理。针对日方拒绝拨发总税务司署日常必须的开支经费,特别是对沿海灯塔将不能发挥功能而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抗议书,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维护海关行政完整也涉及美方利益。日本政府强硬地予以回复,表明并不打算改变决定。

梅乐和眼见有关利益各国也无力对东京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而他本人尚被允许在沦陷区行使如此重要的职权,这应是日本政府释放的善意,于是面对日本“要求任命一名日籍税务司管理江海关的愿望”,他设身处地做出了换位思考,“我认为日本当局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提出与总税务司署更加密切合作的要求。因为日本政府控制了80%的海关征税地区,他们占据着比其他在华各国更为优势的地位,因而更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目前他们占有优势的特殊情形下,有充分理由应予以考虑”(7) 。实际上,为了尽可能地留下来继续履行他的总税务司职责,梅乐和对日本方面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插手干预海关人事持默许态度,他的观点是日方要求增加日本籍关员数量只是“小的要求”,因为“假如中国赢得战争,超额的日本籍关员很容易被清除出去,而假如是日本赢得战争,它肯定会继续保留这些日本籍关员。这种小问题是不会影响海关行政大局的”(8) 。

基于这样的逻辑,为了海关得以在沦陷区继续行使职权,梅乐和再一次作出了向日方妥协的决定。“关于日本政府决定停拨总税务司署定额分摊的经费问题,我提出如下解决该问题的三个方案:1.采取代表重庆政府和有利益关系各国,我以个人负责的独立方式,任命一名日籍税务司为江海关税务司;2.如果将问题提交财政部长,由他做指示,这样做就会使重庆政府处于困境之中。总税务司认为这样做几乎就是让他们向总税务司发出反对的指示,而使得他在沦陷区的原有地位难以维持;3.拒绝接受日本提出任命日籍税务司为大关负责人的要求,那样的话,海关的完整就会出现分裂。”

显而易见,梅乐和在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提交的所谓三个方案中,摆明了就是要采取第一种方式,而他担心财政部不会同意,美其名曰他将“采取独立行动的原因,主要是不想使政府处于困境之中,因而发出不利的指示。……所以他不正式与重庆政府商量”。此外他还煞费苦心地采取了给孔祥熙博士写信的方式,非正式地告诉财政部部长他想要采取的人事安排,而不是正式请示。

在信中,梅乐和向孔祥熙报告:“日本政府被最近在香港调拨海关船只的英国海军当局所激怒,对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态度更加强硬。他们停拨‘沦陷区’各关应摊总税务司署开支的税款。日本政府通知我,除非任命一名日籍税务司负责江海关,否则不准备发放该款。日本政府抱怨说,现在沦陷区仍然继续工作的16名海关税务司中,仅有2名为日本籍,这非常不合理。”

在阐述了多种理由后,梅乐和认为,“鉴于困难的局面还在不断发展,我也无力再继续成功地抵制日本在这方面的要求,因此被迫做出这样的安排:在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下个月聘用期满后,由现任江海关常务税务司的赤谷由助(Mr.Y.Akatani)先生暂时负责江海关。在当前的形势下,我认为维持海关总税务司署在沦陷区的地位比不同意由日本人担任江海关税务司要来得重要。也就是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在这里站稳脚跟以及继续履行职责对总税务司更为有利”(9) 。

梅乐和显得是那样不情不愿,但实际上由于他的一再妥协,1941年的海关不仅日籍关员剧增,而且迅居要职。“海关均新添有日籍内外勤关员控制一切关务,尤以出口货品为然。如无日籍高级职员签准,不得办理结关手续。”如“江海关自加派日员后,行政上诸多拘束。自沪出口有关军用者……均禁止出口;……至海关被扣巡舰亦不放还”。所以“各关在沦陷区内,均归由日人管辖”(10) 。

 聪敏如梅乐和者,在1930年代就屡次“使用不可抗力的说法来处理南京国民政府和其对手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可抗力说法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诡辩,而是可以把它当成中文‘没有办法’的一个变相翻译”(11) 。即便日后由于太平洋战事突发,他的这一人事安排只是短暂实施,(12) 梅乐和仍未忘记为他的“实非得已”的决策——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来辩护,试图保住他的声誉。

“关于江海关税务司一事,窃查前该关税务司罗福德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服务满三十五年,经按照关章发给养老金强迫退休。当时因无妥人接替,经呈准关务署饬该员于退休后仍留任,以一年为期,至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止,届期自不得不准其去职。惟上海在日敌威胁之下,当时继任人选无论派华籍或欧美籍之税务司,均遭日敌坚拒。乐和不得已,始就日籍税务司中选派赤谷由助继任。该员在关服务逾三十年,向以干练暨忠于中国政府著称。嗣该员于太平洋事变发生之后,竟以袒华之故被日方迫使退休,前后情形堪供印证。设当时乐和不派该员继任,则江海关税务司一缺颇有由东京方面勒派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实非得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