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急电秦皇岛税务司,命其“必须表现出抵抗的姿态,但当面对确切的武力威胁时应撤退”,称“我们意识到了困难情况,但是不能以任何方式承认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海关和他们的代表,并只能在不可抗拒的武力压迫下提请交涉。你可以以个人名义通知日方代表,中国海关在秦皇岛通商口岸收税和对进出入中国商品征税支付外债是受国际承认的,所以干涉海关活动或秦皇岛权力会深化国际局势复杂情况”(12) ,并要求秦皇岛税务司牢记自己的职责是执行海关规定并不受干涉地收缴税款。

7月16日,日本驻山海关领事富士再一次警告山海关副税务司麦理科(Meinich),称山海关关员在窥探日军的火车。如果因此而发生冲突,日方将不能为此负责。为避免与日方发生冲突和防止关员被以此种借口而遭驱逐,麦理科命令山海关关员在日军军车经过时,主动撤离月台并只检查普通客运列车。此后,富士表示“任何改变秦皇岛海关现状的试图还不成熟”,并在与麦理科的谈话中频繁使用“还没”“太早”此类的词语。麦理科据此推断,海关不久即将发生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北方政局的发展。(13)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表明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基本立场,战争局势随之愈发紧张。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W.R. Myers)鉴于此种情况,采取了如下预防措施,以期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1. 针对天津:

致信法国领事(14) ,请他承诺在自己遇到困难时可以获得法国当局的支持。收到信后,法国领事向梅维亮口头保证,不会容忍任何对法租界内津海关的干涉,梅维亮可以依靠法国当局(当时除梅维亮之外,津海关高级关员均住在法租界)。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特别是一个独立的海关大楼已经建成,至少接管税务司住宅的尝试不是没有可能。梅维亮希望保住这两栋房子,但在写给关务署的信中强调此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的努力和英国总领事准备为这两幢英国资产所施加的个人影响。

2. 针对塘沽:

认为日军极有可能从海上增兵,塘沽有可能因出于军事目的而被占领。如果这样,日军当然会拿走属于津海关关员与雇员的财产,津海关已开始逐步将海关仓库库存和档案等转移到一个海关暂租的英国企业房产中。该栋房子还能住一些海关雇员,剩下的雇员可以住在津海关位于塘沽的岸房或驳运公司里,后者也可以做办公室。津海关所有的舢板和一些小摩托艇在塘沽船坞和驳运公司船坞中,所有的武器和弹药已被移至天津。

3. 针对丰台:

目前,津海关在丰台的舢板站仍然保留。到现在为止,丰台分所还没受到任何干涉。

4. 针对唐山:(www.daowen.com)

该地已是伪冀东政权的“首都”。事变前两名海关关员住在宾馆里,检查走私物资。现在这一位置对他们而言是危险的,梅维亮已将他们撤退至天津。

5. 针对北平:

命令北平分关副税务司张勇年将海关行政人员带入使馆区,海关的业务在使馆外区内处理,如火车站和目前租住的办公场所。关员尽可能留在使馆区。长城一线的关员必须留在岗位上,但要通知他们,一旦受到日方压迫即行撤回,如果升旗会刺激日方的话,那么就不要升旗。(15) 此外,梅维亮还特别命令北平分关立即将关余暂置于汇丰银行监管之下,不要与任何其他银行有交易往来。

同一时期,秦皇岛海关的局势也变得紧张异常。秦皇岛海关税务司本瑟姆(Beuthami)致电梅乐和,报告现时海关在秦皇岛收集信息已十分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当局会采取预防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为军事行动的规模与数量不断加大。日方在山海关一地不断制造事端,要求取消英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在山海关火车站的执勤岗,企图独占山海关。

7月27日,七七事变发生20天后,日军发布动员令增派20万兵力前往华北,抗日战争全面升级。前一天,也就是7月26日,津海关北平办事处设在长城黄崖关的分所被放弃。7月28日,津海关关员从作战防御工事区域撤出,只保留一些没有武装的看守;同日晚7时45分,津海关副税务司和助理监督夤夜检查关税办公室,将所有办公用品运走,并发出日本当局即将在塘沽附近有大动作的通知。7月29日凌晨2时,津海关二等监督长常明勋(Chang Ming Hsum)被日军杀害于天津东站的海关夜间征税办公室内;同日,日军基本控制平津地区,津海关码头虽坚持运营,但基本无事可做。

8月7日,津海关急电总税务司,报告日军以长芦盐业警察在最近的战斗中反抗日本人为由,于8月5日侵占了盐业公司,并将盐业公司位于意大利租界中的办公室锁了起来。梅维亮担心日军将对海关采取同样手段,立刻通知领事团,请其与日本军方协商,同时再次要求领事团释放一直支持津海关的外交信号。作为回应,法租界向海关提供了所需的强壮警卫。(16) 日方碍于领事团的干涉未采取行动,津海关局势暂时归于平静。日军控制区域外的码头开始恢复正常工作,所有障碍被撤除,日租界内的码头也准备重新开放。

秦皇岛海关此时的处境则相对较为和缓。8月初,山海关日本领事富士拜访秦皇岛署副税务司麦理科,再一次向麦氏保证,秦皇岛海关将不会受到日本的干涉。对于伪冀东政府将建立海关的消息,富士称电询上级,得到的指令是“富士可保证海关和外国利益将不会受到干扰”。但是富士又谈及华北海关的问题实际与日本政府无关,而是海关和伪冀东政府之间应该处理的事。其实质是为避免国际纠纷,日本将藏匿于背后推动伪政权侵占海关主权。

日本对华北海关行政权的攫夺与其对东北海关采取的方式相似,即以武力为先导,突发侵袭或恫吓,之后表态日本将不干涉海关,继而借地方伪政权之手侵占海关行政权。但华北海关的现实情况与东北海关不同,“满洲国”的成立名义上为东北海关“独立”创造了“法理”条件,而华北则不然。1937年抗日战争虽全面爆发,但中日两国仍未互相宣战,中国政府甚至还在按期偿付庚子赔款的日方份额,在这种情况下,与华北海关行政权相比,关税保管权更为重要,如果将此税款掌握在日资银行手中,那无异于扼住了华北海关的行政经费、内外债及贷款的配比与支付主动权,津海关关税保管权遂成为日本的攫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