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后,日军以热河与长城一线为跳板,开始向华北地区进行武力扩张。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日军占领热河;4月,日军侵占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一线,华北平原的国土直接暴露于日军作战视野之下;5月,国民政府在日方压力之下与之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及备忘录,在长城以南设置非战区域,人为划定所谓的“停战区”,将长城沿线的实际控制权拱手相让,日军侵占华北的通路被打开。1935年,日军按既定计划,不断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等地制造事端,威逼国民党党部与中央军撤离河北,企图实现“华北特殊化”,后通过与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强行将国民党中央势力驱离河北、察哈尔两省,达到了侵占中国国土、获取战争资源的目的。

华北局势的不断恶化掀起了全中国的抗日浪潮,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由妥协转向抵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重启谈判之门,商讨合作抗日。日本关东军就此判断“中苏两国在抗日方面完全一致,并正向军事合作发展,中国亲苏容共的色彩恐怕会逐渐浓厚,因此就现状而言,想让国民政府承认华北自治是不可能的,今后应不再顾忌国民政府的态度,从日本自己的立场出发开展北支活动”(1) 。1937年4月,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的方针》,决议使华北“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2) 。在上述预判与决议的作用下,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海关也随之成为日本谋求战争资源的重要目标。(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