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牛庄关(14)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营口,中国军队和警察被解除武装,邮局电报被立刻关闭。同日,关东军营口军政官岩田文卫发布文告,宣布营口归日军管理,营口县长在日本军方指导下管理日本租界地外的区域,军队所需的民用产品禁止出口,进出港船运货物都有可能被检查,海运或陆运可能会停止等,将营口定义为“战斗区域”。

文告发布当天,日军闯入牛庄海关,用刺刀将所有海关工作人员逼至海关办公楼楼上,海关闭关。随即日军守卫所有出口,将工作人员禁闭在一间无法与外界联络的屋内并进行搜身检查,直至下午2时15分释放。海关在下午3时恢复工作。(15)

牛庄关税务司道森-戈洛夫(H. Dawson-Grove)在致牛庄日本军部的抗议信中对此段经历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日军强行进入建筑物并强迫关员(包括我)离开各自的办公室,挤入一间储藏室。我们被拘禁了将近4个小时,前3个小时我们被死亡威胁(如果与外界联络),最后同意我们的一名关员与您(日军军部长官)联络释放我们。”此外,道森-戈洛夫还提到“当天有29000元关税收入被从中国银行存入了横滨正金银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这笔钱被还了回来”(16) 。10月21日,牛庄日本军部的2名日本军官登门道歉,此事暂时平息。

 事件甫一发生,道森-戈洛夫即向总税务司梅乐和报告事态发展,梅乐和立即向关务署(17) 请示,关务署称“比来国家多难、水灾迭告,人民生活流离失所、艰苦备尝,外患突起、民气益昂,政府负处理外交之责,自当尊重民意,悉力图存。惟值此国际联合会议决撤兵案尚在限期之中,凡我国人尤宜处以镇定,严守秩序,勿使外人有所藉口,所有外侨生命财产着各地方长官负责保护,并严防反动分子乘机煽惑、行动越轨以为秩序而杜后患,其于救灾工作更应努力进行,勿稍疏忽”(18) ,命令牛庄海关“在目前国家危机的时刻,所有的关员都应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保持平稳、有序,特别是要避免给国外批评的借口,我相信在这段困难的时期,所有的海关关员都会努力像平常一样尽责去保证中国的威望与海关的好名声”(19) ,意即维持现状,不可妄动。

 然而,日军却没有放缓对牛庄海关的进一步劫夺。1932年3月26日,日方命令中国银行将牛庄关税存款移交东三省官银号。在武力威逼下,中国银行只得照办。另存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牛庄关税款,因银行享有的“治外法权”,本不应受“满洲国”管辖,但当总税务司命令按惯例汇解上海时,该行以“满洲国”禁止为由,拒绝汇出。6月27日,伪海关监督和日本顾问率领武装人员强行接管关署,日籍关员全体请辞,导致海关运行陷入困境。10月1日,营口海关改称“营口税关”,彻底沦为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海关。

(二) 安东关

1932年3月初,日本领事“劝告”安东关美籍税务司铎博赉(R.M. Talbot)将海关移交“满洲国”管理。3月28日,“满洲国财政部”发布命令,“从四月一日起,海关全部归属‘满洲国’”(20) 。6月16日,“满洲国财政部”总长要求铎博赉立刻将存于中国银行的海关税款移交。在随后召开的海关监督办公会议上,铎博赉拒绝移交关税并宣布将继续执行与中国银行的合约。(21) 6月19日,中国银行在日方的威逼下,将783000海关两移交东三省官银号。

在控制关税存款的同时,日本人崎川以海关顾问的名义,带领伪海关监督孙旭昌、伪警察队长若林多次向安东关税务司铎博赉施压,要求其移交关务。6月28日,“崎川顾问奉‘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命令,同武装士兵来关,强制接收本关全部关务。故署税务司一再据理抗辩。而该顾问竟悍然不顾,不惜以武力相挟制,当时贵监督(孙旭昌)亦曾莅场,目睹经过情形”(22) 。冲突中,铎博赉拒绝交出海关钥匙,日本籍警察竟然手持已装配刺刀的来福枪闯入税务司办公室,威逼其交出钥匙。面对生命之虞,铎博赉只得就范,在提出口头抗议后,离开了关署。

6月29日,孙旭昌致函铎博赉,援引“满洲国财政部”电文内容对其进行诱降,“海关问题终归决裂,仰贵官速向各机关取得联络,将海关完全接收可也。现在服务于海关职员,对‘满洲国’总(宣)誓必要出于忠诚。本人的地位待遇,均照旧保证”(23) 。28日的突然侵入与29日的致函劝降并没有达到日方预期的效果,铎博赉坚称要等候总税务司的命令。6月30日,安东关27名关员向海关提出辞呈,海关运行陷入停滞;同日,急不可待的日本顾问崎川携同便衣武装人员围困铎博赉住所,索取档案,并以武力要挟。最后,在武装人员的枪口之下,档案被崎川带走。7月1日,日本人松原梅太郎以安东海关关长名义签发“满洲国”安东海关第一号告示,开始海关业务;7月4日,安东海关归属“满洲国”仪式在安东车站海关办事处举行;10月,安东海关改称“安东税关”(24) ,完全落入敌手。

(三) 龙井村关

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规定东北16处城镇开埠通商,吉林珲春即在此中。1909年12月27日,珲春海关开关。1909年,日本与清廷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将龙井村等4处划为商埠对外开放,不仅允许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而且允许日本政府在此设立领事馆,龙井村遂成为中、朝、日三国之间重要贸易中心。1910年,珲春关在龙井村设立分关,后由于龙井村贸易量与关税收入超出珲春,被升格为总关。在东北各关中,龙井村关税收入较少,以1931年关税收入为例,龙井村收入574000海关两、安东收入3682000海关两、牛庄收入3792000两、哈尔滨收入5272000两。(25)

1932年3月,东北政务委员会派出日本顾问宫本干预龙井村关务,“满洲国”伪海关监督通知税务司华乐士(A.G. Wallas),“所有海关关务均应与该顾问洽商”,但龙井村海关关员坚决抵制日本顾问干涉,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并发表反日言论。5月26日,在日方的鼓动与支持下,800余名朝鲜人聚集龙井村市民广场,要求海关“改进业务”,如服务态度与清关时间等。与此同时,全城各处都发生了同样“集会”。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日本领事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选出20名代表与龙井村税务司谈判。5月27日,海关办公室遭到掷石攻击。5月29日,两名朝鲜人武力闯入税务司住所要求见面。(26) 日方指使朝鲜人向海关施压加剧了龙井村全城的紧张局势,关员感到压迫与恐慌。6月21日,宫本命令存有海关税款的朝鲜银行,不得按龙井村税务司所开支票支取或汇解税款。控制税款之后,“满洲国”委派的伪龙井村海关监督、日本顾问和日本陆军情报官于29日突然偕同手持手枪之卫兵闯入龙井村关署,要求税务司立即移交关务,并称顾问宫本已被任命为该关新的税务司。此后,珲春分关英籍帮办马根杰(W.A. Mackenzie)受日方武力威胁不能行使职权,“满洲国”警察也在逮捕龙井村海关关员的同时对其他无职务关员进行恐吓、威胁,华乐士只得暂停龙井村关务。

(四) 哈尔滨关

1908年5月,根据《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哈尔滨海关及其下属瑷珲、三姓分关,拉哈苏苏(即同江)分卡渐次开办。哈尔滨开关后贸易额相当可观,据1928年海关之统计,滨江关当年的进出口贸易额为99466810海关两,占全国四十五关之第六位,出口额为62386814海关两,为出超最多的海关。(27)

1931年10月,哈尔滨英籍税务司溥德荣(H.E. Prettejohn)意识到哈尔滨海关可能即将面临被干涉、闭关的困境,便立时询问总税务司梅乐和的意见。梅乐和指示“我还没有收到明确的决定。考虑到海关功能的国际属性,它的条约、工作情形所覆盖的要远远超过收税,它牵扯到国际贸易、财政和各类关系,如果现存海关组织消失,那么上述方面都会受到伤害。我不相信日本会短视到刺激列强和引起不必要争端的地步。……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满洲政府’足够聪明,不会惹海关,也不会干涉税务司的权力。当然,阻止干涉是日本当局的职权和职责,因此,这取决于日本”(28) ;1932年1月,梅乐和再次致信溥德荣表示,“相信美、英都认为应该努力保证北方海关的完整”,指示哈尔滨海关“必须等待、观察”。(29)

1932年3月,国联代表团到达上海,梅乐和与溥德荣均认为日本对哈尔滨海关的干涉会延期,但仍不排除最终被干涉的可能性,“日本人一定知道海关的地位与所有国家有关系,他们现在对于干涉可能还有所犹豫,因为国联很快就要来了”(30) ,“我倾向于认为日本不会考虑立刻采取行动,至少直到李顿(Lord Lytton)调查团离开前不会做什么。如果这样,我们还有一丝喘息之机,但是我毫不怀疑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并且之后一定要被处理”(31) 。

对于哈尔滨海关,梅乐和最担心被日方侵夺的财产是该关的档案与相关文件。其于1932年3月10日、3月18日两次致信溥德荣,要求其特别保护档案,“每个人都知道,傀儡政府的行动被日本人控制。但是我们必须保护档案,那是我们的财产”(32) ,“我相信如果有实际武力被用于驱逐你,那么你要留心我们没有档案——尤其是通令——落入‘新政府’手中。你可能有好几套通令,对你来说最好的就是悄悄留着但是将一套打包,如果可能,存入当地的一个银行。中国海关档案是我们的私人财产,不能在没有我们的允许下被拿走”(33) 。按照梅乐和的命令,溥德荣将自己保存的通令藏匿起来,另将满洲里、绥芬河分关收藏的通令存入安全的库房,并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络,在需要时由苏方安排经由海参崴运往上海。同江关的通令由于航运停顿,暂时无法运往哈尔滨,如航运不允许,溥德荣建议就地销毁。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领事馆要求哈尔滨海关升挂“满洲国”旗,溥德荣严词拒绝。1932年3月13日,伪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顾问兼总稽核夏绍康代表伪哈尔滨特别市市长登门诱降,希望他能为“新政府”工作。溥德荣表示,他只听从总税务司代表中央政府下达的命令,并指出哈尔滨海关的地位不是在哈尔滨能决定的,因为海关是外国借款与国际贷款的保证,所有国家都很关注。同日,哈尔滨海关收到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电,称“本会于二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宣告脱离中央关系,业经通电在案。查该关(哈尔滨海关)属本会管辖,该监督着仍照旧供职,兹特聘任加藤达次郎为该关监督公署顾问,仰该监督遇事与该顾问商洽办理可也”(34) ,日方以加派日籍顾问的方式将触角伸向哈尔滨海关。

由于自1932年2月9日起日本战地邮局开始接管“满洲国”部分邮政事务,溥德荣与外界的联络受到阻滞,为此他频繁与英、美、苏驻哈尔滨领事联络,打探消息、寻求帮助。1932年3月16日,美国驻哈尔滨领事翰森(Hanson)告知溥德荣“日本驻哈尔滨领事承认‘满洲国’是日本军部的产物。日本领事表示新国家极其需要资金,所以没有允许海关保持目前运行的打算,因为他们需要钱,所以(哈尔滨海关)一定会成为‘新政府’的一部分,他还说那样(侵占哈尔滨海关)很简单——对于国外贷款债务的份额做一个安排,就像在广东和天津所做的那样”(35) ,虽然美国领事无法预料时间,但对哈尔滨海关“动手”是可以确定的;苏联没有任何对日作战意图,对哈尔滨海关也无任何考虑。

1932年3月28日,哈尔滨中国银行经理私访溥德荣,告知“他已经收到命令,每天向东三省官银号移交关税,还收到命令将所有溥德荣签署的支票交给海关监督的日本顾问加藤达次郎”。该命令规定“现有该行保管海关收入及三月二十六日以后应收之海关收入须将该日所收之款全数即日缴纳于该地东三省官银号”,具体条款如下:

据本月二十四日“满洲国政府”财政总长命令,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甲)与滨江关监督顾问(乙)誓约如左:

1. 甲所保管关税收入本月二十八日合计哈洋54214.45及关金35374.66于本月三十日午前交纳于哈尔滨东三省官银分号(丙),但对于此款付与“满洲国政府”财政总长之收据。

2. 自本月二十九日甲所收之关税于翌日午前交纳与丙。

3. 税务司对甲款领取其正当开支时,甲通知于丙以其交纳税收应付之。

4. 甲接到前项支付通知时即时通告滨江关监督。

5. 因以上所定税务司与甲如发生纷议时,“满洲国政府”财政总长以责任解决之。(36)

溥德荣在海关税款被侵占、支票兑现被限制后,并没立即作出回应。他一方面等待银行的答复,一方面等待梅乐和的指令,因为他不清楚梅乐和是否在与日方谈判,担心自己贸然的行动会造成“危机”。他多次与夏绍康会谈,表示如果支票不能兑现,海关将无法运转,夏绍康承诺会试着解决此事,但是仍旧不允许其汇款。1932年4月10日,溥德荣与“满洲国”官员讨论支票兑现问题,海关监督加藤到场并左右了整个会议,溥德荣从会议中了解到既没有钱被汇解到上海,他的支票也不能自由使用与兑现。溥德荣一再强调他的支票是用于海关行政运行的,但日方不予理睬。实际上,日方的意图正是希望通过此种方式陷哈尔滨海关于瘫痪。在此过程中,溥德荣多次致电梅乐和寻求帮助,梅乐和只命令关税收缴方式不得作出改变,并强调“日本不会颠覆海关的完整性”。但经此一劫,溥德荣“十分确信当国联离开后,海关将被劫夺,除非外国政府插一脚”(37) 。

1932年6月3日,在接到5月28日溥德荣报告“满洲国国务院”总长官驹井发表言论称“接收海关手续决定于日内实行。查‘满洲建国’以后,今关税收入除大连关仍解中国当局外,其他各关税款均在银行存放至今,至于将来接收手续完结后,税款即应列入‘满洲国’中央政府收入项下”(38) 的消息后,梅乐和回复了一封绝密的私人信件,信中基本确定了哈尔滨海关如遭劫夺,溥德荣应尽之事宜。

在信中,梅乐和直言“我发现在这种侵占事件中发布处置你的职员的命令是困难的,因为我既不知道‘满洲国政府’的意图,也不知道对于这种侵占,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措施。可能除绥芬河、满洲里、同江的个别中国和俄罗斯雇员外,哈尔滨区所有的中国和俄国雇员都有被拘留或者被强制疏散的可能,这取决于当地政权是否决心保留或免除他们的服务。只有那些中国或俄罗斯国籍的职员可以在我的命令下被指定保留,留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结束海关事务或形成一个核心群体”,并预估“满洲国”可能“命令现有关员工作如常”,也有可能“解散部分或所有关员”,还有可能“要求或命令其他海关职员继续工作”。作为回应,“中央政府可能会发布命令关闭相关海关,撤退海关职员。然而不管怎样,关闭、安排运输关员等都需要花费时间,需要一些劳力的服务,对这些人的选择权最好掌握在你手里,因为只有在现场,你才能最好地判断这些人是否胜任这样的工作”,命令溥德荣尽快报告三类关员列表,第一类为可以被作为核心职员保留,等待最后的撤退或中央政府控制后恢复运行的关员;第二类为被武力威逼为“满洲国”服务的中俄关员;第三类为自愿接受“满洲国”工作的关员。当部分关员撤退或全部撤退变得需要时,建议将核心职员用以加强秦皇岛、天津、烟台和胶州机构。暂定转移人员的列表已经在总税务司起草,因此,一旦接到上述列表信息,对关员转移命令将会立刻执行而没有拖延。

对于关税收缴和账户,梅乐和认为“考虑到目前的混乱和不确定,哈尔滨海关的账户有必要实时保管,每个月的返还和每个月的税收报告要及时上交,每天税收的记录和当地的拨款要保留直至溥德荣上交完整和最终的报告”。而对于海关经费账户,总税务司已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开通了个人账户——溥德荣官方账户,并将尽快寄给溥德荣一个支票本。为防侵占,更多资金将被存入这个账户,但需要电报申请收据,这笔钱将被视为总税务司的补充拨款,可用来提前两个月支付可转移关员名录中的人员(在哈尔滨海关被接管后可回非日占领区工作的人员)的旅行花销,即可转移关员到达中国第一个港口的路费及补贴等。梅乐和还要求这部分申请应在6月20日前提出,以便对此预算的批准在财政年结束前完成。(39) (www.daowen.com)

对于海关财产,梅乐和要求溥德荣尽可能计划一个对海关放弃财产的明确安排,并命令除非有武力威胁否则不能让步;提醒溥德荣,他是拥有治外法权的,“满洲国”如采取武力行动前一定会有所犹豫,特别是对于海关住宅。信末,梅乐和再次重申其曾经强调过的命令,即采取所有预防措置阻止哈尔滨海关的账户、信件、通令、密码本等落入日方手中。(40)

6月25日晚,哈尔滨海关突遭袭击,“满洲国”警察包围并进入哈尔滨海关关署大楼搜查。溥德荣质问警察谁授权他们进入海关大楼,仅得到了对方“奉命行事”的回答。6月26日晨,警察封闭了溥德荣办公室,并派护卫看守。同时穿着便装的日本人(他们承认是执行军队的任务)“拜访”多名关员私宅,试图强迫他们签订为“满洲国”工作的文件。下午,哈尔滨海关监督巴英额和“满洲国”官员广田约见溥德荣,称“‘满洲国’已与中国政府分离,因此他们必须接管海关,要求溥和溥的职员保持现在的位置,工作如常”,溥回答只能请示总税务司梅乐和,并直言“广田正建议我作我为之服务的政府的叛徒,我没有这样做的打算”(41) 。争论之后,广田发现溥德荣完全没有为“满洲国”服务的意图,便威胁“满洲国”将立刻接管海关,溥德荣再次拒绝移交,除非日方武力夺关。

日方见溥德荣不肯就范,随即将目标转向了俄籍副税务司安伯客(E.J. Ohrnberge)。6月26日下午,广田、杉元(“满洲国外交部”驻哈尔滨长官)在日本兵、“满洲国”警察的武力支持下逼迫安伯客,强迫其加入“满洲国”海关,并承诺将提升他的官阶、增加他的收入,日方辩称他们不想要华籍税务司,特别想要一个了解工作的外籍税务司。安伯客虽然已失去治外法权,但他依然表示不会为“满洲国”服务。

溥德荣与安伯客等人的不合作使日方大为光火。溥德荣住宅被警察包围并监视、安伯客被捕;哈尔滨海关所有的中国关员都被恐吓,他们四处逃散、试图躲藏,有五六个人只能躲藏于溥氏宅中;包括海关会计在内的四名中国职员被捕;满洲里分关挪威籍代理帮办佘德(E.T. Schjoth)住宅被搜查,继而被捕;同江分关完全失去联络;绥芬河分关被中断运行。为了救安伯客,溥德荣交出了哈尔滨海关保险箱的钥匙;为了解救中国关员,溥德荣请求美、英领事私信“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大桥忠一,并作出一周内离开哈尔滨的承诺;为了获释,与佘德同时被捕的布拉姆伯格(Blumberg)在满洲里监狱进行了绝食抗议。

1932年7月13日,溥德荣与所有在海关宿舍居住的关员收到了日方要求腾空住宅的通知,经过英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康斯定(C.F. Garstin)的居中调解,哈尔滨海关人员可延期至7月31日。由于所有海关和关员记录的备忘录被日方从溥德荣住宅中劫走,溥氏无法提供关员确实的清算经费。另外,由于害怕日方劫走通令、公文、密信等文件,加之相关工作人员已被疏散至其他海关,溥德荣也不敢进行任何业务工作。9月30日,梅乐和命令溥德荣在付清杂役的津贴后离开哈尔滨前往烟台。至此,哈尔滨海关完全由日方接管。

(五) 大连关

在东北各关中,大连海关极为特殊。这种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其所收关税数目之巨大,“占全‘满洲’海关收入的一半,就财政而言,‘新国家’极其渴望接收大连海关”(42) ,更体现在其特殊的属地性质上——中国的第二个租借地海关。与上述四关相比,日方对大连海关的劫夺虽基本程序一致,但实际操作更为复杂。

1907年《会订大连海关试办章程》规定,大连所设海关应于各税务司中拣日本国人派充该关税务司,倘有时应行更调,则由总税务司与日本国驻京大臣定明另派;唯或因未能预料,仓促缺出,更调不及,或因别国人地相需,必须调往,大连海关未便悬缺久待,即可调派别国之人暂行委用;该关与日本国官员及日本商民等文函来往,均用日本文,他国商民寓居大连者,均准用汉文或英文,以便交易;稽查走私、透漏暨违犯关章等事之办法嗣后酌核另订,唯所有掌握查讯之大权自归日本国所设之衙署等。(43) 据此,大连海关税务司必须由日本人担任,洋员也以日本人为主体,甚至行文也以日文为主,总税务司的人事任免权,海关的监督权、行政权、征税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九一八事变后,大连海关税务司福本认为“由于大连海关协定和租界地各种条约,日本政府不太可能允许‘满洲国’干涉大连海关”,因为日本需要尊重租界。但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满洲国”成立,大连海关将自行消失,因为“第一,在日本政府承认‘新国家’之前,大连海关将继续征收进出口税、通过租界进入和离开‘满洲’的货物税;‘新国家’将在租界地外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征收进出口税的海关。因此,如果他们能够避免,商人们将不再通过此港口船运,大连海关将收不到什么税。第二,如果日本正式承认‘新国家’的建立,那么这个‘新国家’将被外国(中国)的领土和水域包围,这样,与中国协定的大连海关将不再征收任何从租界运出货物进入中国的进口或出口税”(44) 。他多次往返于大连、长春、沈阳之间,希望能保持大连海关现状。

1932年3月末,福本收到了“满洲国”总务厅电报,恐吓说将发送最后通牒,除非总税务司答应“满洲国”对大连海关的要求。福本随即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联络,接着又与满铁公司总裁联络,请求他劝说“满洲国”克制,不要采取最后通牒这样过激的行动。虽然内田康哉希望拖延最后通牒的发送,然而他实际仍盼望“满洲国”夺取“满洲”海关(除了大连)。(45)

5月3日,福本在参加东洋拓植会社董事长举办的晚宴时遇见了中国银行大连支行经理陈锦文,陈锦文告诉福本,“满洲国”代表命令中国银行所有分行不得汇出关税收入,这使得关税积存在银行中。(46) 收到该消息后,总税务司命令大连海关将关税税款收入汇解上海。于是,福本分别致信正金银行、中国银行要求向上海中央银行汇解税款。(47) 6月16日,正金银行经理亲赴大连关署,告知其收到了“满洲国”财政大臣的信函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今后或将来都不得将存在正金银行的海关税款汇往除‘满洲国政府’外的任何地方;如果不遵守此命令,将被视为对‘满洲政府’的敌意行为,其将采取合适并有效的对策”(48) 。

中国银行也回复收到“满洲国财政部”的训令,禁止汇解税款。“令中国银行大连分号:……查大连海关所征收之海关收入原属‘满洲国’人民之负担,而‘满洲国’成立同时理应归于‘满洲国’之收入也。凡贵行现所存有之海关收入及将来应经管之一切海关收入,除本总长承认时外,任由何人之命令嗣后绝对不准汇至‘满洲国政府’以外者。倘若贵行违背本命令时,本总长以贵行认为对于‘满洲国’怀有敌意者当可采用适当且有效之办法,仰即遵照勿违此令。”③6月18日,“满洲国”财政总长熙洽发表《关税自主并独立宣言》,表明接管包括大连在内东北全域海关的决心。

大连海关税款被劫夺后,福本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汇解安排,因为他认为“‘满洲国’作为实际的统治者,拥有道义上的正当理由要求部分的海关税收(包括大连),因为这些税收是‘满洲’贸易所得”(49) 。总税务司6月22日警告福本,如果不奉令汇解税款,当即以抗命论处,福田回答这是被迫而为。大连海关英籍二等帮办巴尔特(J.V. Porter)后来在一封致梅乐和的密信中解释了福本的行为:“第一,当停止向上海汇款后,福本绝没有任何按您的命令汇款的意图。他在耗时间,因此总是在恰当的时机、在电报里误导;第二,在6月20日第12号电报中,他声明,如果他坚持以合法理由转移或汇款,正金银行行长会‘屈服’。(实际)行长没有‘屈服’的意向,只要‘满洲国’当局允许保留它们;第三,福本如果汇款将受到‘社会死亡’的恐吓。而且,当局虽然愿意提供正式保护,但不保证他的安全。”(50) 从此信中可以了解到,福本并无积极汇解税款的愿望与行动,他企图以正金银行行长的所谓“屈服”拖延汇解时间。事实上,他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

巴尔特在与福本谈论大连海关情况时,发现福本完全不关心他被解雇的问题,甚至没有显现出他会考虑此类问题的可能性。当回答他被解雇是否满足日方要求、大连海关能否根据协议运行的问题时,福本表示日本将永远不同意征收双重税,即中国、“满洲国”分别收税,他还暗示解决大连海关的唯一方式是与“满洲国”谈判。(51) 6月24日晨,福本收到了关东厅的消息,关东厅已经接受了“满洲国”当局的公文,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关员管理大连海关,并且,如果得不到允许,他们将在瓦房店开设海关,当局计划自6月27日开始收税,彼时大连海关将不能运行。瓦房店海关的开设使谈判的可能性彻底破灭,于是福本起草了信件准备辞职,信件还未发出,梅乐和对福本的解雇电报就已到达,并指派日籍副税务司中村元代行职权。

6月25日晚,福本举办与全体日籍关员的告别会,与会者一致同意向总税务司署发送最后通牒,扬言如果不收回福本被撤职的命令,他们将辞职。当夜,福本决定领导大连“满洲国”海关,在满铁码头大楼设立他的办公室,以期通过此举阻止在瓦房店开设海关,并解决关东厅强迫中国海关停止运行的“尴尬”。6月26日,福本向总税务司拍发辞职电报(52) ,自称此举的动机是“救日本”,因为关东厅公开违反了1907年《会订大连海关试办章程》,但如果日本职员向“满洲国”效忠,那么东京方面就可以发表声明“不担心大连海关关员的行动”(53) 。27日,福本率领全体日籍关员以“满洲国财政部”关税征收处为名开始征收关税,原大连海关面临更为严峻的现实:日方对海关华员进行威逼利诱扰乱工作秩序;正金银行海关税款汇解后,大连海关日常开支经费不足,陷海关于无法常规运转之境;福本对关务干扰等。

6月27日,“满洲国财政部”关税征收处开始征税当晚,全体海关华员在海关俱乐部召集紧急会议,推选巴尔特为全体华员领袖,主持一切。巴尔特传达总税务司署“静候以待解决”的命令,并表示将按月照常发薪;如果大连海关不能开关“则或将调口者分别转调,本口录用者按养老金办法从优给恤”(54) ,初步安抚大连海关华员的情绪。

此后,日方开始对大连海关关员施以高薪诱降与武力胁迫,“自事变至今已逾二十余日,中间日人对于核税员有以利诱者,允许第一月发给双薪、有暗使警察威胁迫致对方做事者。然本班中除周士超、李星三二人自动投入对方外,其余个人则皆矢志不二,均以婉言谢绝”(55) ,但华员担心如果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各海关代大连海关征税,那就等同于封锁大连海关,他们将面临被解散的危险,年轻的核税员如果得到的养老金不足维持生活,他们很有可能会像安东、营口等处的核税员一样转而为日方工作。针对这一疑虑,梅乐和指示“对于这些雇员(核税员)的最后待遇问题一定会参考政府(文件)。同时,如果我们从大连撤离,他们可能会被作为可转移雇员。如果可能,转移将会提前通知,但你应当指出这些核税员将暂时被派往天津”(56) 。

1932年7月,由于日本金元不断贬值,总税务司署发给职员(除了杂项外班职员)的工资由40%海关金和60%银圆构成(57) ;8月,日本金元严重下跌,巴尔特以增加20%特别津贴发放工资给未列等外班职员,关员队伍基本保持稳定。

海关税款问题始终是大连海关的焦点问题。福本被免职前,大连海关以“满洲国财政部”禁止为由,未及时汇出税款。7月23日,已离开大连海关的福本通知巴尔特,“满洲国”准备命令允许正金银行将所有关余汇往上海。在交谈中,巴尔特得知“满洲国”拒绝声明所有的关余(包括船钞)应该被汇往上海,因为他们认为关税收入是他们的财产,如果汇往上海,那只是对外债和赔款的贡献。7月25日,巴尔特电询正金银行汇款情况,该行经理并未告知具体汇解时间,只是表示“希望能尽快解决”。7月27日,海关税款被汇往汇丰银行。随着正金银行所存海关税款的汇解,大连海关的经费开始“捉襟见肘”。

8月16日,巴尔特向总税务司署报告,7月27日后,正金银行账户除办公账户和修建账户外,已没有其他钱了,而银行却禁止使用修建账户存款。(58) 彼时大连海关修建账户内有两笔存款,一笔为1933年4月11日到期的70230.07日本金元(利率4.5%,到期总额73390.42日本金元),一笔为1932年7月20日到期的8285.63日本金元(利率4%,到期总额为8620.50日本金元)。在第二笔存款到期的情况下,大连海关决定尝试着将这笔钱暂时存入汇丰银行,但遭到了正金银行的拒绝,“虽然他(正金银行经理)愿意让我(巴尔特)将这笔钱用于税务司办公室的薪金和日常费用,但是所有的钱必须存在他的银行直到当地花费需要”(59) ,巴尔特需要这笔钱用于支付9月份的关员工资,前提是总税务同意、正金银行合作,一旦允许使用还要面临汇兑问题:随着日本金元的贬值,用于海关经费的钱将被汇兑为银圆,那么将会有比较大的损失。梅乐和了解到该情况后,命令将到期存款兑现,放弃必要的利息,如果可能存入汇丰银行,如果不能那就存入正金银行现有账户,将这笔钱用以海关经费,并表示汇兑的损失不可避免,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日本金元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任何程度的增值。(60)

除去人事与经费问题,大连海关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日籍税务司福本顺三郎本人的存在。福本于7月16日在日本媒体发表声明,称“第一,大连海关没有被占领,它还存在,但是随着日本关员的辞职,该海关暂停运行;第二,关于岸本广吉即将赴大连任职传言的评论。评论核心是虽然岸本可以到大连履职,但是他会发现重新收税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61) ,造成大连海关已失去税收职能和难以恢复的舆论氛围,为“满洲国财政部”关税征收处的工作张目。同时,他还将大连海关关署保险库内查封的武器与弹药交给了当地警察,虽然书面表示将要求警方负责武器、弹药直到总税务司授权的代表收回,但却毫无实际约束力。

此外,福本还私自截留了1932年6月1日至25日间总计11426.10海关两的煤炭出口税(由满铁支付)。由于这部分被侵税款是1932年6月26日前的,所以巴尔特命令会计不要为发生于此日期前的花费付款。当福本发现大连海关拒绝接受他办公室发出的任何账单时,账单的总数已达到了1378.27日本金元,福本提出应该向“满洲国”提出索赔,巴尔特拒绝接受福本的提议,并坚持说这是一个公正与公平的问题,指出作为大连海关财产被侵占的一部分,大连关不能为这些债务负责。巴尔特还直指福本侵占了大连海关的财产与办公用具等。最后,当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希望时,巴尔特强调会将此事报告总税务司请求解决(梅乐和赞同拒绝支付6月26日前支出的强硬态度,认为拒绝可以节约海关经费(62) )。考虑到总税务司的态度,福本交付了账单所列支的1378.27日本金元。但即使交付了账单,巴尔特仍认为福本同意交出上述煤炭税的可能性极小。(63) 被发现侵占税款的福本在“案发”后通过汇票向上海中央银行汇去了为数甚少的煤炭附加费,而这只是其侵占总额的冰山一角。梅乐和吃惊于福本对税款的侵占,命巴尔特设法调查清楚具体情况。巴尔特竭尽全力,在福本派出的“护卫”的“保护”下安排职员进入码头大楼工作,但直到向梅乐和发送密信时,其仍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试图努力弄清6月27日海关被夺取之前的有哪些钱被新机构截留了。直到目前我仍设法弄到不同钱的列表,但是没有数字。这些被截留的钱里有5月、6月邮政包裹收入。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6月25日,5月份的收入还没被放进税款账户”(64) 。下表为1932年9月1日大连海关对福本侵占海关税款的统计列表:

表2-1大连海关税务司福本顺三郎侵占海关税款统计列表

(1932年9月1日)

资料来源: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Porter to Maze(Sep.1st,1932),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G.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Dairen Customs about Japan's Occupat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19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679(9)/168。

人心不稳、经费不足、税款流失,大连海关的存在岌岌可危。1932年9月14日,巴尔特听到日本将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认识到这种行动意味着海关将会明确地被日本控制,日本人涌入海关大楼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急忙将钱款存放于安全地点,并复制钥匙及密信以备不测。

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州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9月15日下午,“满州国”的旗帜在东北各海关和税务司住宅上空升了起来。

日方当晚发布命令,禁止海关洋员进入办公室,禁止任何中国关员进入海关大楼。9月16日,巴尔特等洋员进入办公室,并未遭遇困难。但当中午离开办公室后,日方通知所有从海关大楼中带走的个人物品时要经过安检,并强调警察已到达海关大楼以阻止中国海关人员进入,武力威逼中国关员离开此地。与此同时,作为大连海关“接收者”的福本发出一封致巴尔特的声明,称大连海关已随着关东租界地的停止而被确认为“满洲国”机构,自己被任命为大连“海关税务司”,控制和负责所有海关到岸(货物)的保管、监管以及其他财产、文件、档案等,要求巴尔特交给他所有保险柜、档案柜钥匙,以便安全保管和使用。(65) 巴尔特向梅乐和请示,梅指示其“不应接受非海关当局的命令,所以什么也别做”(66) 。

9月19日,巴尔特面见福本并表示无法听从他的命令。福本警告巴尔特采取明智的态度,因为他希望不要有任何不愉快的事发生。双方深入讨论后,巴尔特要求警察当局以官方名义作出书面通知:如果大连海关关员坚持进入海关大楼,将被视为“入侵者”。由于该关关产及关员处于大连日本司法权管辖之下,违反者必须接受警察的审理。福本同意在巴尔特接到警察通知并向关员散发通知前,不会采取行动阻止关员进入海关。但是,第二天一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9月20日,大连海关关员到达大连海关俱乐部,发现办公室和职员俱乐部都被锁闭。巴尔特立刻面询福本,福本托词警察不愿意出具书面材料,同时通知巴尔特,关东厅已经出版了官方公报,公布其为“大连海关税务司”、大连海关财产合法的监护人,他被要求协助阻止任何“入侵者”进入海关。福本再次发出警告:巴尔特如果坚持滞留海关大楼,他将锁闭整栋大楼并且在外部安排警卫。之后命令巴尔特交出钥匙,巴尔特再三申辩钥匙不在身边,福本只得将其释放。在经历了这样一场激烈的冲突后,巴尔特解散了中国职员,大连海关彻底被日方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