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海关事件虽然得以解决,却极大地动摇了外籍税务司制度。从此,各地政权在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时,皆试图劫夺“新增关税”,以分裂海关行政为要挟。果不其然,随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海关又陷入更大的危机。1931年2月,蒋介石因立法之争扣留胡汉民,引发宁粤对立。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及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汇集各派反蒋势力,宣布另立广州国民政府。南方局势陷入混乱,梅乐和不得不再次应付危机,以免使津海关事件重演。

两广各口海关征收的税款在1930年占全国海关税收总收入的11%,宁粤交战后,梅乐和意识到税款有被截留之虞,为此指示粤海关税务司,希望采取一切措施,与广州国民政府达成一个解决办法,前提是维护中国的债信与海关的完整。5月27日,广州国民政府召见粤海关税务司,称不准备采取激烈行动,但拟分享两广海关税款,希做好准备。梅乐和接报后,即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报告,提出应授权广东各口税务司与广州国民政府达成某种非正式谅解,以保全海关完整。

一周后,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广州国民政府先是威胁如不将海关税款移交广州国民政府,则委派其他洋人任税务司,再又通过九龙关税务司电告梅乐和,鉴于已撤销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所行使的一切权力,并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那么梅乐和必须立即服从广州国民政府命令,将总税务司署迁往广州,并命令两广各口海关税务司停止汇解税款至上海,改为移交广州政府财政部。限在24小时内做出答复。

眼见广州国民政府先礼后兵,接管海关之意已是不可动摇,梅乐和当即致函宋子文报告并提出解决两广海关问题的三项办法:1.新增关税存留广东,由宁粤政府共管;2.清偿外债后,只汇解旧值百抽五关税给南京政府;3.撤出两广海关人员。梅乐和本人倾向于前两种方案。

为保持海关完整,梅乐和试图由海关出面与广州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但广州政府持强硬态度,向海关下最后通牒,要求两广各口海关税务司即刻汇解税款,形势愈发紧张。南京国民政府虽也顾及债赔信用,但亦不愿意百分百让步,一度声称旧值百抽五关税已不敷偿还外国债赔,要用新增关税补足。此外,总税务司还得负责偿还以海关税款为担保的内债。对此,广州国民政府根本置之不理,粤海关、九龙关税务司在给梅乐和的密电中“强烈要求南京政府作出某些牺牲,以挽救中国最有价值的机关——海关”。(www.daowen.com)

梅乐和为此忧心如焚,他长时间地劝说宋子文,请求他认清当下的形势:阎冯军队退守北方,长江流域政局动荡,江西“剿共”屡遭失败,南京国民政府处境堪忧,唯有与广州国民政府妥协,保证海关安全,才能维持债信进而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在梅乐和及有关人员调停游说及不懈努力下,矛盾得以缓和。宋子文终于同意按照梅乐和所拟方案办理,即允许在汇解值百抽五关税后,让广州国民政府截留新增关税,自由支配。自1931年6月9日后,广州国民政府得以陆续截留辖区各口海关新增关税。在此过程中,为了给南京国民政府留足面子,或是给海关自己台阶下,梅乐和导演了一出“双簧”戏码,“暗地里互通款曲,广州方面先做出姿态,‘劫夺’各关附加税的收税银行,各关税务司抗议无效,最后不得不屈服。这种‘劫夺’方式显然很有技术含量,就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就像《泰晤士报》所报道的事件经过那样,总税务司署的正常管理和海关日常行政均未受到影响”(26) 。而《字林西报》在6月16日的一篇社论中,对梅乐和在处理这一复杂局势时所展现出的娴熟外交能力大为赞赏,称梅乐和所谈妥的该双方可接受的协议不仅为中国近代海关赢得了威信,还显示了双方政府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野心的远见,“而且可以令(梅乐和)相信各国财政商业和航运界在稳固他的地位中所显示出的友善与谢意”(27) 。

海关分裂的危机自此又告一段落,梅乐和再一次涉险而过。在致英国外交部的函件中,他不无得色,“广州事件现在主要困难是如何说服南京政府要理智,我个人认为从两广九个海关撤走关员极不明智,这将使我们放弃对全国四分之一部分海关的控制,同时还将失去百分之五的附加税征收,显然对南京政府造成不利。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尽管政治分歧和混乱达到如此的高潮,我也能轻而易举地说服南京政府财政部不要插手海关事务”(28)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提请停战议和,经多方折冲,宁粤和会在上海举行。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完成改组,蒋介石宣布下野,广东方面同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宁粤合作,共赴国难。之后,新增关税仍归南京国民政府支配,两广海关恢复原状,海关分裂危机得以全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