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关史的研究最早可溯源清代,道光年间粤海关志局总纂梁廷枏编纂的《粤海关志》(11) 为我国第一部海关志,详尽记述了粤海关的渊源与演变,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史学价值。民国时期,海关史研究受国内民族主义浪潮推动有了一定的发展,“然持续时间甚短,自本世纪(20世纪)30年代后便渐趋沉寂”(12) ,研究焦点为关税自主问题,曾先后出版有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1919年印)、赵管侯的《中国税关论》(新社会日刊社1920年版)、北京银行月刊社所编《中国关税问题》(北京银行月刊社1922年版)、杨德森的《中国海关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马寅初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世界书局1925年版)、盛俊的《海关税务纪要》(财政部印刷局1926年版)、贾士毅的《关税与国权》(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金葆光的《海关权与民国前途》(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武堉干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周念明的《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魏尔特的《关税纪实》(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1936年版)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解放社1939年版)专章详述海关被劫情形,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署编印的《十年来之海关》(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与关务署编印的《十年来之关税》(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两书分别概述了抗战全面爆发前及战争期间海关行政与关税征收等情况,是研究战时海关问题的早期史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和中国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译出版了10辑“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3) 丛书,从海关档案中编辑、翻译出大量有关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资料,其中第7编专册记录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第15编专册记录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是研究战时海关问题的重要史料。十年浩劫期间,中国海关史研究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厦门大学以陈诗启为学术核心创建了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发展。

档案方面,先后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编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170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旧海关与近代社会图史(1840—1949)》(10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吴松弟整理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28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和主编的《浙江省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汇编资料面世。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各地方海关编史修志活动兴起,南京海关、九龙海关、南宁海关、上海海关、拱北海关、杭州海关、天津海关、广州海关、漠河海关、满洲里海关等都完成了各自关志的编写,这些海关史料及地方关志多以国内外档案馆或图书馆保有的档案、资料为基础,数据客观、内容翔实,遂成为研究抗战时期海关问题的重要史实来源。

随着史料的大规模出版与公布,涌现出一系列高质量的论著。涉及抗战时期中国海关问题研究的专著有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该书第一次全面厘清了民国时期中国海关的历史发展脉络,其中关于抗战时期海关的叙述十分全面,史料亦相当扎实。(14) 戴一峰的《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一书在“海关权势的衰落与列强控制中国财政手段的变更”一节中论述了国民政府时期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由盛入衰的过程,并特别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各种行为使原来号称统一的、完整的海关独立王国不复存在,陷入分裂的海关已被削弱了权势。(15) 齐春风的《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一书自战前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写起,叙述了1937—1945年间中日双方对战时走私的处置及战时走私的状况,分析了民间走私活动活跃的原因及走私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认为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存在着以“走私”为纽带的普遍而持久的经济联系,但这种联系造成的后果是社会风气之腐蚀、政治机构之败坏与军队风纪之涣散。(16) 孙宝根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一书聚焦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缉私问题,认为国民政府在统一缉私机构、缉私政令以及完善缉私制度后,取得了显著的缉私成效,对维持国民政府战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国民政府的抗战经济力(17) ;其另一本著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研究(1937—1945)》依据近代关税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区(国统区)关税政策及其实施过程,讨论了战时国民政府关税制度的变迁、关税政策的演进及相关政策对战时财政经济的影响,认为战时国民政府关税政策具有“漏洞百出”“争取战时物资为主”“基本自主”等三个特点,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经济作用(18) 。连心豪的《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一书集合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了讨论东北海关问题的《日本夺取中国东北海关述略》(分析见下文);(19) 其另一本海关史著作《近代中国的走私与海关缉私》以海关档案与回忆录为史料来源,在第七章、第八章中详述日本侵华与走私狂潮、抗战时期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等问题,试图揭示近代中国走私与海关缉私的发展概貌,并揭示产生走私的复杂原因。(20) 文松的《近代中国海关洋员概略:以五任总税务司为主》一书详述了海关第四任外籍总税务司梅乐和、第五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Lester Knot Little)的海关生涯,认为海关洋员性质复杂,消极方面在于洋员参与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搜集情报、侵占中国权益、欺压与歧视华员、贪污与营私,积极方面则是洋员留心积累、勇于创新,某些洋员见义勇为、对华友好。(21) 孙修福的《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一书利用丰富档案分述历任外籍总税务司等海关代表人物,并作出了客观评价。(22) 赵红军、李依捷、江福燕的《上海国际贸易地位变迁与区域经济影响:基于旧海关史料和自贸区时空变迁视角的分析》一书专章论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上海对外贸易,并分析了战时宁波港与上海港的竞争、互动关系,以史论今,推演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辐射效应。(23) 倪云主编的《烽火硝烟守国门:中国海关与抗战(1931—1945)》以中国海关博物馆举办的海关抗战历史专题展览为基础,重新编排史料、汇集整理成册,全面展现中国海关的抗战史迹,填补了抗战史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24)

涉及抗战时期中国海关问题研究的论文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东北海关的被攫夺与统治

连心豪撰文《日本夺取中国东北海关述略》,略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各关的谋取与税款的掠夺,认为“在解决东北海关危机的过程中,总税务司与英国政府极力对日妥协,充分表现了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本性”(25) 。黄定天撰文《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吉林海关》,以吉林海关被日本占领后采取的关税制度与查缉活动为切入点,指出日本对吉林海关侵略的实质是要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祖国观念,达到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永远占领的目的。(26) 朱艳撰文《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海关》,指出日本利用海关控制了东北对外贸易,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并在东北倾销日本商品;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海关,在日本的操纵下成为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机构,是东北经济完全沦为殖民地经济的重要表现。(27) 荆蕙兰、李娇撰文《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海关》,简要回顾了日本设立大连海关的历史,认为大连海关职能完全受制于日本殖民政策,给中国带来危害的同时也客观促进了大连的城市发展。(28)

(二) 华北海关的被攫夺

曾业英撰文《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略述日本侵略华北海关及日伪当局修改关税制度的经过,认为日本侵占华北海关给我国抗日战争带来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加强了日本的战争地位,为日本收买汉奸、诱降抗战阵营中不坚定分子准备了活动经费,造成了华北沦陷区严重的生活消费品入超,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民族工业的衰败。(29) 崔禄春撰文《抗战初期日本劫夺华北海关税款管理权述论》,认为日本劫夺华北海关税款管理权为日本夺取全部沦陷区海关税款管理权提供了样板,华北关税的丧失使南京政府失去一大财源。(30) 王洪涛撰文《浅谈日本对华北海关的侵占》,概述日本攫夺天津、秦皇岛、青岛、烟台、龙口、威海卫等华北六关关税保管权与行政管理权的过程,认为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亲英美政策,试图将战争祸水引往苏联导致了华北海关的被侵占。华北海关税款的丧失,使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并延长了中国抗战的时间;日本对华北税则的操控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与外国船只绕道华北交易。(31) 杨换宇撰文《抗战初期日本侵夺津、秦海关税款保管权问题再考察》,以英、美外交档案及中国旧海关资料为依托,探究国民政府、中国海关、日本及英、美政府各方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认为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向国民政府施压促使其向日本妥协,而国民政府对海关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分歧,将希望过多地寄于国际调停,最终导致了津、秦海关税款保管权的丧失,给后来处理江海关税款的存放、战时海关管理权、修改税则等问题留下了极大的隐患。(32)

(三) 走私与缉私(www.daowen.com)

姚洪卓撰文《“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走私》,指出走私贸易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重要手段和策略,日本通过走私扰乱中国金融、动摇中国财政、打击中国经济、摧残中国民族工业、破坏中国关政的统一。(33) 连心豪撰文《抗日战争时期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分华北走私与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沦陷区海关缉私工作的全面崩溃、国统区缉私工作的混乱局面三部分概述抗战期间的海关缉私工作,认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中国国家主权受到严重破坏,海关缉私工作丧失了根本保证,从而呈现出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34) 陈丽华撰文《浅析1949年以前泉州沿海走私与缉私的斗争》,回顾了晚清以来泉州地区的沿海走私与缉私情况。(35) 齐春风撰文《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概述日本在香港、澳门、广州湾区域的走私活动,指出抗战前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倾销活动使其独占了该地市场;战争期间,日本以港澳湾为基地获得了大量军需原料;抗战后期,日本在沦陷区打压法币价值,使沦陷区物价高于大后方,以致走私空前剧烈。(36) 齐春风的另一篇论文《抗战时期中原地区的走私活动》,以河南地区走私活动为抓手,分析了走私主体、走私客体及走私难以禁绝的原因,认为在战时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走私对大后方并不完全是坏事,但危害仍然巨大,甚至军队也参与走私,致使军纪废弛、作战不力。(37) 傅亮撰文《1930年代瓯海关与反日会缉私权之冲突》,以反日会这一特殊民众团体与瓯海关就查缉日本走私白糖发生冲突为叙事基础,分析了反日会与海关矛盾的本质,认为瓯海关与反日会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关系是不断调整与更新的。(38) 王翠媚的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关缉私法律制度研究》从法学角度分析海关缉私的立法、机构建设、缉私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制度特点与缺失,认为自上而下的统一缉私法律制度对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以法律的方式授予海关缉私人员充分的职权、灵活多样的措施,配以完善的设备、科学的队伍以及先进的情报系统,使得海关缉私得以最大程度联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打击走私,为抗战胜利和国家统一做出巨大的贡献。(39) 袁贞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日本在福建的走私活动》以战时走私物品为切入点,分析了战时走私的原因,并对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的缉私措施及实效进行探讨,认为由于战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战时走私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改善。(40)

(四) 1938年英日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

张盛撰文《抗战初期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述评》,分析谈判前后英国政府、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与国民政府在税款的保管、对日庚款赔款的处理、内外债的偿付、维护海关的完整性、新税则的实行等多方面的态度与扮演的角色,认为英国和海关总税务司一贯牺牲中国权益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国民政府采取消极外交举措纵容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人民承受巨大灾难。(41) 吴铁稳、张亚东撰文《论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非法协定》,分析1938年英日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的历史背景,认为该协定是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日方签订的非法协定,协定导致中国主权受损,大批海关税款转存日本正金银行,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42) 吴景平撰文《抗战初期围绕中国海关的大国博弈》,详析《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采取“停付关税担保债赔各款”这一反制措施所引发的英美等国的博弈,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导致关税收入遭日本劫夺,海关税则、行政、人事诸方面脱离国民政府的体制,整个海关无法正常运作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日占区各海关的实际处境并不会得到改观;美国拒绝充当中日之间调停人,也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实际上表示了对英日协定的不满和对中国的同情。高亚兰的硕士学位论文《日中英在<英日中国海关协定>签订过程中的外交博弈》(43) 以处理沦陷区关税为论述重点,分析协定的签订过程,认为从协议内容上看,英日在外交上已达到既定目标,但从签订后的结果来看,英国在中国海关问题上已经丧失了权威性和发言权,日本成为中国海关问题上的最大赢家。(44) 朱海梦的硕士学位论文《1937—1938年日本接替英国掌控中国海关主权研究》以英日在津海关、秦海关、江海关控制权上的交涉与谈判为切入点,继而讨论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非法协定的签订及签订后的操作情况,认为英国在绥靖主义政策的主导下不断妥协退让,使得日本有自信也有能力不断向中英两国施压,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掌握了中国海关实际控制权。中国政府与民众虽努力反抗,却终因战争的失利以及自身实力的弱小导致被排除在外,甚至没有任何话语权,最终只得接受海关被控方案。(45)

(五) 战时中国海关的“完整性”

周伟伟撰文《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的海关“完整性”政策》,溯源海关“完整性”的由来,略述梅乐和维护海关“完整性”的活动,认为梅乐和依仗英美等列强势力,以牺牲中国主权、利益为手段,维持的海关“完整性”仅仅是所谓的行政完整,至于海关税款存放、税则修改、人事任用、制度变更等方面的权利则不在其重点考虑范围内。(46) 武菁撰文《梅乐和维护海关行政“完整”若干活动再探析》,详析梅乐和对津海关事件、两广截留关税、“满洲国”分裂海关、日本劫夺沦陷区海关关税保管权的态度,及梅氏违抗国民政府撤退后方的命令坚持留在沦陷区的行为,认为梅乐和在中日战争期间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放弃中央政府局部利益,以求地方海关行政“完整”,所以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在沦陷区的海关机构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终使其努力失败。(47)

(六) 战时海关的人事制度

陈诗启撰文《论中国近代海关的“国际性”和洋员统治的演变》,分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海关还保持“国际性”的形式,但总税务司署既处在沦陷区中,难免受日本势力控制,海关日籍关员人数激增且占据要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英美势力被彻底清除,日本独占沦陷区海关。(48) 傅亮撰文《混乱的秩序:珍珠港事变后海关总税务司的人事更迭》,以珍珠港事变为历史节点,梳理了事变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人选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层的国际原因,认为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的辞职与美籍总税务司李度的继任标志着英国在中国海关特殊地位的终结,也结束了珍珠港事变之后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混乱局面,并指出英籍总税务司历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海关彻底废弃了外籍总税务司。(49) 魏潇箫的硕士学位论文《梅乐和与民国海关研究——以1929—1943年为中心》,回顾了梅乐和在中国海关的任职生涯,认为其既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也是外交技巧娴熟的中国雇员。其始终秉持海关中立原则、坚持维护海关“完整性”,重视搞好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但最终幻想破灭,中国海关在诸多挑战下走向进一步衰落。(50)

2004—2007年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英国剑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部分学者合作开展了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项目,促成了一批史料扎实、视角全新的论著面世。张志云(Chinyun Chang)的Government,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it's Chinese Staff一书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海关的低层级中方职员身上,论述中国政府如何通过鼓励中方职员向西方优秀关员学习从而排挤后者,获得在各领域与西方专业技术斗争的成功。(51) 凯瑟琳·拉兹(Catherine Ladds)的Empire Career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1854—1949一书检视了1854—1949年间11000名海关外籍雇员的人生轨迹与职业生涯,分析了中国政治与世界局势对他们的影响,认为过去将海关仅仅视为帝国“前哨”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对中国海关国际化人才的研究可以推动学界重新认识中国。(52)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 一书全面叙述和分析了近代中国海关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力图将“海关及由其推而广之的‘外国’因素‘写回’到中国近代历史之中”。(53) 作者认为“海关的历史作为一道重要力量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海关同时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的各个政权的形态”(54) 。在论文方面,毕可思(Robert Bickers)撰文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以赫德(Robert Hart)的书信为主线,回顾了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梅乐和、李度三位外籍总税务司对海关档案的控制,略述了海关档案在相关各国的保有状况,认为近代海关史正值被重新叙述的历史时机;(55) 其另一篇论文《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关》,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时间界限,讨论了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关的变动,认为岸本广吉控制的汪伪总税务司署仍在努力坚持海关的“完整性”,国民政府通过设立重庆总税务司署逐步收回海关主权。(56) 在变动中,美国取代英国延续了海关中所谓的“外国势力”。张志云撰文《分裂的中国与统一的海关:梅乐和与汪精卫政府(1940—1941)》,对汪伪政府成立至珍珠港事变期间中国海关与汪伪政府关系做了讨论。(57)

纵观上述论著,可以得见,一方面,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海关的研究多集中于贸易商品的走私与缉私;英国与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争夺;日本对东北、华北海关的攫夺;外籍税务司与海关关员的战时人事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日力量对海关的角力等问题,而对战时海关的沦陷、关税保管权争夺、海关行政的改变,对汪伪政权如何控制沦陷区海关及中日英关员力量的消长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海关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探讨抗战胜利后海关体系的调整及部分海关裁撤的成果,更是寥寥”(58) 。另一方面,由于海关档案开放得不完全(59) ,许多研究仍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2000年左右出版的档案汇编,致使抗战时期海关研究的史料相对“老化”。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转而从英美日等国的外交文书中寻找史料,以国际化的视野、创新性的思路研究海关历史并形成一批论著,但其中涉及抗战时段的成果亦不甚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