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反映，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人民是发展的中心，我们的经济更要有效地为人的需要服务，提高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因此，人民群众福祉的不断提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而生活质量是衡量人民群众福祉的核心内容。

一、生活质量的提出及国外研究进展

“生活质量”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其著作《富裕社会》中提出。发达国家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始于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要依次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其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罗斯托将生活质量引入经济成长阶段论的框架，认为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人们将转向对“质量的追求”亦即“生活质量”，因而生活质量是经济发展的第六阶段。他认为，“起飞阶段”和“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两个最重要的“突变”，而“追求生活质量”则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是一切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

此后，世界各国相继聚焦于生活质量，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对如何测度并最终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以研究。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社会指标”运动，随后建立了生活质量研究中心；德国从80年代开始研究生活质量，并对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瑞典70年代成立了专门的生活质量研究机构，堪称“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代表。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等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成立专门的生活质量研究机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也开始重视生活质量的研究，如泰国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了生活质量研究机构，菲律宾建立了社会气象站，专门监测生活质量，并定期向公众公布。国际组织也十分关注生活质量的研究与提高，联合国制定了一套监测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每年定期向世界公布其排序。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学者们就生活质量概念、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和生活质量的测评方法做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得到为数众多的生活质量测度的指标体系，从而汇聚成不同的综合指数。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有：人类发展指数（HDI）、基本生活指数（GPI）、真实进步指数（GPI）、ASHA等等，为人们研究生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国外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集中在主客观指标的选取方法和两者间的关系上，在此研究十分突出的人物，有Estes、Easterlin、Ferriss、Diener等；二是，每个学科领域内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有哲学方面的精神幸福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主观幸福研究、社会学方面的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起源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工作生活质量研究，以及医学方面的健康生活质量研究，等等。不仅如此，相关研究成果业已在实践中获得较为成功地应用。可以说，随着世界各国对生活质量研究的不断深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已成为各国社会政策和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二、国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目的在于用生活质量来测度社会发展指标和小康生活标准，因而初始研究大多集中在生活质量的评估指标和研究方法上。考虑到“经济因素在当前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研究生活质量的指标应主要放在客观指标上”。故初期研究成果大多采用消费、收入、吃、穿、住、行、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服务、身体健康状况等作为测度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如1993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我国小康生活标准统计指标体系试行方案》。林南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5年在天津进行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并采用因素分析和结构模式分析法测量人们对生活多方面的感受和满意度，进而提出一整套生活质量结构与指标模式。在1987年召开的全国社会改革与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生活质量的基本概念、具体指标及国外研究情况作了深入探讨。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精神生活、健康生活、感情生活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激增，仅用反映物质条件的客观指标难以涵盖居民生活质量的全部内容，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在此种宏观背景下，国内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除了客观指标更加丰富外，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亦被大量引入。如，冯立天、戴星翼（2005）注重从教育、健康、居住和环境的角度进行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王伟武（2005）增加了住宅地价、NDVI、地表温度等指标构建了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张润清、谢艳辉（2004）把物质条件和主观感受结合起来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探究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曾文、张小林等（2014）在研究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县域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田永霞、刘晓娜等（2015）构建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对北京山区经济贫困村的主客观生活质量进行研究。可见，迄今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发展完善并形成了包括收入、家庭支出、居住和生活条件、健康状况、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济由短缺到比较富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分的社会条件。

三、人民生活高质量的概念界定

生活质量是反映社会成员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的各种特征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社会成员生活的好坏、优劣，是反映人类生活发展的一个综合概念。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主要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研究者主要采用反映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和评估生活质量；二是，主要从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来理解生活质量，主要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三是，认为生活质量由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因而从上述两个指标体系中选取若干关键指标进行测量。本书认为，生活质量是一个较为丰富且完整的概念，能够比较全面地评价生活的优劣，它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其内涵更具有广泛性，包括人们生活环境的美化等自然方面的内容，以及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等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衣、食、住、行等反映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是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但人民生活高质量不仅表现为生活条件的极大提高，还表现在精神生活的充实和生态环境的优良。由此，我们认为人民生活高质量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www.daowen.com)

1.物质生活高质量。主要体现在：（1）满意的工作和高水平收入。高质量的生活就是人民充分就业、收入不断增长、资产不断累积的生活。收入水平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收入越高物质生活越富裕，物质要求也更容易得到满足。稳定且满意度较高的工作则是收入高水平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已能保证温饱有余的生活状态，私人财富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2）高质量的消费。消费能力是人民生活质量的直接表现，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共享的重要体现。当前，人们对物质资料的消费不再满足于享受型消费，越发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更加注重品质与服务，追求个性化、新鲜刺激多样化、高品质，追求精致化的生活理念，这对供给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3）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教育是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志，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是人民生活高质量的“隐形财富”。

2.精神生活高质量。高质量生活是人民群众能够享有丰富的文娱活动，精神世界充实的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品质和品位的要求不断增强。必须充分满足人民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主要表现为：（1）较高的工作满意度。高尔基曾说：“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这不仅是因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还因为劳动是人们自身精神享受的需要。（2）高水平的安全感。安全感是抵御焦虑并产生精神充实的基础。高质量生活是人民能够充分享有来自国家的物质帮助并拥有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大环境的生活，也是人民享有安全的食物水源、新鲜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生活。（3）和谐的人际关系。高质量生活是人民群众拥有和谐社会关系的生活。群体关系融洽和谐，人们的精神便会舒畅，民众的交往需求才能得到满足。

3.生态环境高质量。居民生活质量不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同时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是一定区域内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和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质量的提高是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破坏了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就物质财富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就生存环境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反而在下降。在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达到后，民众对安全食品、青山绿水、洁净空气的需求迫切。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质量，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积累，还包括生存环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应该是经济发达、社会发展完善和良好的生存环境。

四、人民生活高质量的时代内涵

生活高质量既源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是社会政策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追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高质量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过程，是指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个人和国家都致力于解决某些问题（例如贫困和营养不良），但同时也会产生其他问题（例如污染和循环系统疾病），因此不存在使他们止步、松懈和所谓“终于发展好了”或“生活质量终于到了最高点”的最终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明确提出了要在“七五”计划期间实现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目标，“七五”期间（1988—199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确定为：“……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到五，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旨在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经济的根本要求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体现出国家对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把“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目标上升为“生活质量要有明显提高”，即“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要有明显提高。衣、食、住、行尤其是居住条件，应有较多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体育、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继续提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以此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归宿点和基本标志。2006年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也多次强调要“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并指出“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普遍提高，实现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强调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生活质量的内涵也因此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由此，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和医疗、稳定就业和高收入、完善的社会保障、舒适的居住条件和优美生态环境的追求，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民生活高质量的重要诠释。随着生活质量内涵的演变提升，既倒逼我们补上“欠账”，更要求我们不能再欠下“新账”，必须算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账”。实践中必须坚持“发展为民”的价值取向、“民生优先”的行动指向、“民意为重”的评价导向，不断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