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质量提升，也是为了能够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坚守中国文化特色，为维护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路径；通过提升中国文化内涵，在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融通对话过程，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

一、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特色坚守

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特色坚守，其背后支撑它的是对文化立场的坚守。新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面开放、多元文化迅速交融交流的时期。执政党以怎样的文化立场去对待多元文化、去丰富人类精神世界、去引领社会前进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个要求，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发展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对此，朱康有先生曾于2017年11月20日《人民政协报》中做过较为简明的解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按照主要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并发展的共同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人文理念、核心思想来分析和处理问题。”“中华文化立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总结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一以贯之的整体理念，包含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战略旨向，亦应运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处的格局。”正如他所说，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一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二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心的体现。以共同语言、共同理念、共同价值标准、共同思维方式、共同审美情趣、共同生活方式等所构成的文化体系，一直就是中华民族存在意义的主要载体，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强大定力，以此支撑起中国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故事、中国话语等在高质量层面上的诸多文化方式表达。

文化多元化的理论参照系是“文化一体化”。这里所说的“文化一体化”，并非指“文化单一化”，而是指同一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下、在一定地域中，相互影响、相互比照甚至相互依存的多元文化主体及其多样文化形态之间的共生共存生态。文化的多元化及其产生多样化和本土化，需要在某种一体化的文化生态中进行。在世界文明发展和进步中，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已形成今天和未来的明显趋势。各种文化主体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它之所以存在的一元性的内在发生机理，同时也离不开其外部由多元主体共建的特定文化生态。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主体的外部生态都存在着影响自身的一定疆界范围，在彼此之间产生一定交集时，便会形成上述“文化一体化”意义的某种文化生态。因此，对于文化多元化特点，必须放在“一体化”视野中去分析。现代社会发展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深刻影响，加深了各地域、各民族、各类型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一体化的，将会是上述意义上的文化一体化。如今，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依靠经济一体化或科学技术一体化等实体性力量。因此，在文化多元化大趋势中如何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如何立足于当代去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应当有自己具体的文化对策。这些具体对策的根本依据，就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两用”策略。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对策，首先应当能够为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来构筑一道坚实的底线防护圈，同时为保护当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二、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

沿着上述思路，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其价值理性层面，首先要求在全球化时代更要坚守中国的文化主权。民族性是文化多元化的现实社会基础。文化是民族性的主要象征之一。我们对于马克思所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这句话中的深刻含义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就是没有民族个性的精神产品，也许只能是私人的，但绝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公共的”财产。由此可见，具有较强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将具有较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以其独立身份走向世界。如果缺乏个性和差异，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因共同的历史形成了共同的性格和精神，因共同利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纽带，由此构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这些共同的性格、精神和文化纽带，是中华民族多元化中那些能够共同产生交集的部分，表现为共同的信念、喜好、标准、愿景以及相似的心理倾向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这些交集之外部分所彰显的，则是不同民族各自的文化独立性和独特性，即表现出不同民族主体在其生存权益、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等方面独立的文化特征，且在彼此之间存在不可互相取代的个性和差异。一般而言，某一被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对其内部意味着文化上的共同性和统一性，意味着共同的规范和习俗；对其外部意味着文化上的独立性和多样性，意味着自主的意识与权利。由此，民族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签，也由此才能进一步体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做出独特贡献的特殊意义。

文化多元化还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和基础。保有并发扬文化的民族性和个性，也符合联合国对维护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倡议。尊重和宽容、支持和鼓励民族文化去充分发展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以此呈现出生动的文化多样性生态，这应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合理需求和历史使命。在上述意义层面来讨论“文化一体化”前提下的民族文化多元化，其哲学规律也十分鲜明的，即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无不存在于且仅仅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及其多样性之中。离开了个性和多样性去追寻某种超越个性和多样性的普遍，无异于缘木求鱼。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北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在多个双边、多边外交场合，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提倡文化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处。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华文明倡导的“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理念，必将为缓解文明冲突、促进文化间交流对话、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这些也应当成为新时代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不是简单的增量建设和递进发展，而是一次较高水准的质量飞跃。它的实现，需要全球视野、全局思考、底线思维和规制保证。从宏观上讲，应当形成“一个基调、三个体系和三项突破”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工程目标，即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导向这个基调，建构高质量水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现代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首先实现文化安全、文化出口和文化惠民三个方面的重点突破，由此建构一种“文化硬核——防护带”式的文化高质量建设的新型文化体系结构。

三、文化现代发展与创新的高质量体系(www.daowen.com)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建设，其基本向度主要体现在现代发展和创新。围绕这两个基本向度去建立的高质量体系，应当在目标、标准和路径等方面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建设体系。其中，通过建设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现代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努力在文化的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境遇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相对于传统文化建设体系，上述三个体系建设进行质与量的大幅度提升。在深度方面，通过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形成能够引领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建设的新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在广度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建设是一项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历史性伟大工程，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向世界准确表达高质量建设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创新，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观念，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民族身份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方式等；在高度方面，立足“文化的全球一体化”视野，力争在多元文化中发挥足够影响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建设首先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推动其走在世界前列的较高水准的高质量评价标准体系。而在上述三个有待新建的体系中，我们首先且特别关注为什么及如何去建设新的话语体系。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就是权力”的观点，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他还系统论述了话语与权力、话语与诸多学科谱系、话语知识结构与其实践方式等关系，结构出一种由“知识话语、权力话语、生命话语”三个维度所构成的话语系统，这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建构新的话语体系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去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起码存在三个必要性：一是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通过相关话语体系的创新，能够为国家积极提供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问题意识、思想资源和解决途径等贡献。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环境中，通过不断加大中国文化话语和中国文化符号的研究与发布，鼓励研究者们积极运用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从一个特殊角度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二是立足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或中华民族性的时代话语体系，更为准确地关注中国问题、提出中国命题、开展中国反思、形成中国认识、形成中国模式，最终在解决新时代全球文化问题上通过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由此逐步改变全球文化发展中的话语格局，逐步培育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文化全球话语共同体。三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一路一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它们首先呈现给世界的是现代文化建设的观念。建构具有传承性、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新的话语体系，是让这些文化观念获得更多国际社会认同的客观需要。

四、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径，首先需要开展高水准的理性研判，减少甚至防止对文化高质量建设在理解和行动方案方面的随意性或盲目性。为此，可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开展探索、实现突破。

一是强化文化安全。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实现对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高质量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对象具有非常精准的现实针对性。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所指出的那样，占据世界主流文化思潮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其目的是想把全世界“漂白”，要让全世界以欧洲文化范式进行思考，首先要全世界像欧洲一样地说话，从语言推广到思维方式推广再到意识形态推广。实际上，德里达提醒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包括文化安全、语言安全、思维方式的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此，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引领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这是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这方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文化建设进一步体现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始终为了人民利益的人民性；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并整合现代社会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互通并存与双向构建的社会文明进步；需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抵制和批判错误的文化价值观，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需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价值观来夯实文化软实力，努力促进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国家核心竞争力。

二是加大文化出口。通过进一步加大文化的改革开放力度，以高质量的文化形象、信息、服务及产品出口，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赢得更为广泛的文化影响力。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中华文化大踏步“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来。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全球化。世界文化是由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组成的，世界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单一价值体系的所谓“全球化”了的文化，不存在超然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统一的“世界文化”。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相通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凭借其经济、科技的强势地位去推行文化霸权不同，中华优秀文化借“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而走向世界，参与甚至主导世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交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比“引进来”更加重要。中华文化只有不断提高“走出去”的能力和实力，才能回应日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才能跨越充满西方文化渗透性与扩张性的“文化全球化”陷阱。当今社会如托夫勒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已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掌握未来的世界。为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量文化建设和发展规划中，需要更加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积极构建或完善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对外发展战略，研究如何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确立中华文化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力。

三是加大文化惠民。立足“一切从人民出发”，通过大胆赋予“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两用”策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大胆探索它们在新时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全球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实践方式，真正为全国人民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惠民服务。这方面的突破，是对党的十九大方针的重要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将成为国内各地开展文化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规划落实的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