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首位度偏低，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带动力有待提升

长期以来，受到历史、区位、现实基础与复杂态势的多重影响，南京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位度偏低是不争的事实。南京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省第三，直到2014年才超越无锡。更为重要的是，南京城市创新力偏低，不仅影响到自身经济高质量水平，也影响到南京对全省经济带动力的质量水平。在较长时期内，南京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受到三重约束，一是科技创新产业化机制不活、渠道不畅，富集的科教资源没有高效顺畅的转化为产业化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二是产业结构偏旧，石化等传统产业占比高，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育相对滞后，在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新经济方面的表现与杭州形成质的差距，直接影响到城市竞争的位势；三是枢纽短板突出，枢纽网络不健全特别是航空枢纽能级不足、高铁未形成网络，极大限制了南京枢纽中心地位的形成。近年来，南京紧紧抓住提高首位度这个关键环节，在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总定位下，做足创新文章，全力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之间的通道，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城市创新力快速提升；调整优化园区布局，整合盘活各类创新资源，聚力突破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全市产业形态开始发生质的飞跃；高水准谋划建设综合交通体系，枢纽功能快速提升，正在崛起为一座与世界城市群次中心相匹配的全球枢纽节点。在经济增速上，南京回归全省前列，2018年增速全省第一、多项创新指标快速增长，表明南京新旧动能转换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传统动能转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新兴动能已具备较大规模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当然，南京首位度的提升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根本转变，面对更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惟有持续突破，才能实现首位度名副其实的提升，不断增强对全省及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

二、区域中心城市短板突出，影响全省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

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全省高质量格局中占据关键环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高度与未来方向。在全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苏州、徐州等城市已经形成了显著的综合竞争优势，在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具体分析各区域中心城市，均存在突出的短板。苏州经济总量高居全国同类城市第一，同时也面临不少突破问题，如产业竞争力相对于深圳等创新领先城市明显存在薄弱环节，发展后劲受到影响。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苏州等苏南地区在开放型经济浪潮中走出了一条以国际代工为特色的高速成长之路，在低成本竞争优势明显以及国际经济大循环通畅的格局中，这一模式极富效率，带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新的国际大格局中，国际代工模式中内生创新力不足的弊端凸显，制约了区域创新力的形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苏州市外向型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在艰难转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保持了经济稳健增长。尤其重要的是，苏州及早转向创新型经济，经过多年调整，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上均已形成一定优势。苏州的开放伴随着外资的进入，开放的深化又带动苏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外企投资已从过去代工厂模式转向研发中心和总部建设。如今，昔日被称为外资高地的苏州，正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引领高质量发展。据统计，2018年，苏州市进出口总额达到3541. 1亿美元，增长12%，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比达52. 8%。但与深圳转型为国际创新之都、杭州网络经济快速崛起相比，苏州市创新转型成效并不显著，不仅导致发展速度相对迟缓，更影响到长期发展潜力特别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塑造。近年来，徐州市致力于推动淮海经济区发展，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快速提升，已成为公认的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江苏省委要求，徐州市要切实摆脱“地级市思维”、破除传统的“苏北意识”，卸下“老工业基地”的包袱，以更大的视野建设中心城市。当前，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快速提升，进入了集聚突破的关键时期。但是，由于基础较为薄弱，徐州经济总量、综合功能在区域内首位度不高，自身仍处于功能集聚阶段，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仍需久久为功。除了南京、苏州、徐州等区域中心城市之外，其他设区市在城市能级上均跻身全国百强，彰显江苏城市综合竞争实力雄厚；同时在经济能级、枢纽地位、产业集聚度、城市服务功能、城乡一体化水平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在推动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上同步面临做大规模、提升质量的任务，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仍需积蓄力量、练好内功。例如，海洋经济是江苏经济的潜力所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主战场之一。但长期以来，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潜力远远没有充分挖掘。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南通、盐城、连云港沿海三市中心城区在集聚海洋高级要素、带动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缺乏带动力，这是沿海中心城市综合功能较弱的具体表现之一。近年来，区域中心城市在带动本地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越来越凸显。面对新的发展态势，江苏聚力提升苏州、徐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综合功能和竞争力，锻造城市高质量发展核心区，是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不够高，城市格局亟待调整优化(www.daowen.com)

江苏城镇化水平较高，特别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这标志着江苏城市化质量水平较高，但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问题仍然存在，2018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9. 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64. 9%，两者之间相差5个百分点，较2013年减少2个百分点，表明仍有一定数量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全面融入城市社会。二是城镇内部存在新的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表现在城市原居民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所形成的二元结构，并在居住结构上出现了一定的空间分异，导致城市弱势群体向特定空间集聚，而这些区域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功能等方面与中心城区和高成长性的新兴城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三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建设土地开发粗放低效，2016年全省开发强度达20. 99%，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其中无锡已超国际警戒线，苏州、南京、常州逼近国际警戒线，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开发强度逼近20%的国际公认宜居标准。一方面，城市可用的可开发土地规模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即使在苏南等地也普遍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一些建设用地尚未根本摆脱传统“摊大饼”模式的影响，同时仍有不少土地存在用而不足、产出不高的问题，提高土地“亩均产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大势所趋。与世界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江苏城镇化总体上滞后于工业化，且区域差异较大。缺乏高质量城市化的引领，江苏工业化难以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工业化阶段；而工业化的浅层次发展，也限制了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提升，需要协同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逐步实现高质量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四是城乡发展形态、空间布局和城镇结构体系亟待调整优化。《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2018—2020年）》指出，江苏一些城市边界扩张速度过快，部分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逐步加剧。城市发展定位趋同，城市群内部功能互补性不强，集群效应不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较弱，潜力尚未充分发掘。城乡建设个性不够鲜明，建设性破坏城乡自然环境和古街区、古村落等文化传承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存在。

四、城市公共服务配置不尽合理，均等化水平呈现动态非均衡性

拥有供给充沛、布局合理、品质优良、服务上乘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配置，是城市建设达到高水平的重要表现，也是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江苏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在逐步改善，但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一是优质公共服务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质的提升，群众对优质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高水平的基础教育、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丰富的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呈旺盛增长势头，同时“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以及城市新市民的产生，也使得相关群体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品质和结构性供给上提出了更好要求。但是，由于历史上欠账多、基础水平低、空间布局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满足变化了的新需求，从而产生各类矛盾，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高质量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二是低端公共服务供给过度与优质新兴服务供给不足并存，结构性错配问题突破。面对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更高品质、更富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供给需求，目前一些低水平、同质化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过剩状态，如部分城市医疗服务结构性过剩，利用率不高，但同时又面临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在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的驱动下，一些新兴业态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但相应的供给缺口很大，导致供需不匹配。三是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配置水平在不同城市间差异过大。例如，南京等城市建设水平较高，在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供给上总体上进行了品质提升阶段。近年来，南京市持续推进扩大学前教育供给、均衡发展中小学教育、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完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创新推进智慧便民等举措，提升城市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同时，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改善小区居住环境、提高物业管理水平、整治提升水环境等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等举措。特别是改善老街背巷、推进老小区“出新”投资力度大，对改善城市品质起到了积极成效。在一些政府财力不足、城市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由于缺乏足够的公共财力，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供给仍处于增量扩面阶段，尚未进入品质提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