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里对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的开创性经济理论研究，是我国各个时期改革开放的规划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对战略方案的顺利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和深入，开放型经济理论也在不断突破与创新。

一、开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关于开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理论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现代世界经济演进现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经济完全产业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发生了重要的、本质性的变化，从经济国际化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生产关系的变化，主要是交换关系的变化使经济全球化首次实现了经贸网络全球覆盖，极大地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迅速流动，于是逐步出现了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全球化的局面（程极明、李洁，19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经济全球化解释为“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将经济全球化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归纳国内外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有以下三个主要表征：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出口导向模式，因此前40年的开放以对外开放为主。对外开放的目的是通过强化国外市场的需求效应、加快国内资本积累以及促进竞争等渠道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对外资开放市场，“以市场换技术”，着重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建厂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和配套能力，产生技术外溢效益，形成和拉长产业链。学术界对外贸外资与国家、地方经济增长及产业发展关联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从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可以发现，二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改革为开放提供制度基础，而开放则为改革特别是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和外部压力。贸易开放程度的差异也成为经济发展方式差异的重要方面。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经济发展与外部要素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对外开放在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贸易开放可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就业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的提升带来重要的发展契机，而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可能使得本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不断增强，这不仅意味着本国产业可能受到更多竞争压力并遭遇市场挤占问题，对于整个经济运行而言风险也会随之加大，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着类似的表现。

“十二五”后期，特别是“十三五”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势头上扬的同时，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增大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了“二次开放”概念，并在次年提出我国应以促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为导向、实施自由贸易战略为基点、以推进“一带一路”为支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二次开放”，是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新十字路口的重大选择和务实行动（迟福林，201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中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性任务，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对内将继续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对外将更加主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

二、传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作用和局限

传统经济学涉及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主要存在于区域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中，简要概括如下。

1.增长极理论

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 B. 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 O. Hi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国家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达到均衡发展目标。

增长极理论的突出优点在于，重视区位经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尤其重视创新和推进型企业的作用，鼓励技术革新，符合社会进步的动态趋势。因而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到国内区域发展和跨国区域一体化中。然而，近年来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增长极理论指导的区域发展政策并没有引发增长极腹地的快速增长，反而扩大了它们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这使得该理论受到广泛争议。其缺陷主要在于：极化作用导致增长极在初期会对周边产生长期负效应；单纯依靠外来资本可能造成国民经济过于脆弱等等。(www.daowen.com)

2.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该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该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学派之一，对世界经济发展理论和国际关系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依附理论衍生出的多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分歧、差异很大。激进派提出附属国应与宗主国“脱钩”来摆脱依附关系；改良派则借鉴东亚发展经验提出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依附论很好地解释了二战以来独立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是却由于其过度强调外因决定论调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反证而逐渐受到广泛质疑。事实上，对于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闭关自守，这些都不能必然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因素应是一国改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

三、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全球化理论成为各国发展的主流理论。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开放型经济在新阶段的发展面临着理论上的重大挑战。

1.全球化理论的困境

中国和美国无疑是全球化的两大赢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生活水平即将全面迈入小康，科技实力迅速提升，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尖端科技自主知识产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加大；美国则在科技、投资和贸易链的制高点上长期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廉价生产要素和消费等红利。

但是这种“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不平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公认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也因为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导致英国脱欧。经济全球化要求打破国家界限实现全要素自由流动，这在现行主权国家各自为营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相反，当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生产与分配的跨国化导致财富在全球范围集中流向知识经济部门，造成贫富差距不但在国家之间进一步拉大，而且在一国内部同时拉大的双重不平衡矛盾加剧。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导致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红利的阶层与部门对全球化的激烈反对在政治层面有所表现，于是，发达国家带头出现的“逆全球化”开始形成风潮。

2.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的开拓

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触动了美国等国际利益，动摇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经济格局，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首次将我们视为战略对手，从贸易和投资扩展到科技领域频繁挑起争端，试图威胁我国经济安全，遏制我国经济发展。

西方理论界对这次贸易摩擦面临的世界经济转型存在思想混乱和理论空白。原因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以及新“知识经济”的王牌理论——罗默的内生增长论都无法解释中国崛起挑战美国的经济学机制。特朗普发动贸易和科技摩擦，实质上夺的不是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也不是西方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而是美国对世界资源、世界市场和世界金融的控制权。这是诺德豪斯和罗默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

因此今后的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更新出发，吸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福利危机教训，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片面工业化的覆辙，坚持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创建出创新包容和公平分享的开放型新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