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系统性仍待增强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领域的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不同利益攸关方诉求不同，甚至同一利益主体也有多层次利益诉求。面对日益复杂的矛盾问题，如果改革举措缺乏系统研究与整体设计，以“碎片化”方式存在，则必然会使效果大打折扣。例如，江苏省一些地区同城化、一体化进程每年都有新的举措出台，但现实效果并不明显，一些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获得感不强，根本原因还在于受制于区域行政壁垒，没有形成区域协调的内生动力机制。“头痛医头”式改革举措仅仅触及问题的表层或部分领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江苏可借鉴上海一揽子出台“扩大开放100条”等改革举措，在一些事关改革发展的重大领域，出台一揽子改革举措，形成系统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改革方案。当然，江苏针对自身发展推出改革举措，不是要简单地追求数量多少，而是要形成系统合力，防止因“碎片化”而失去改革效力。

二、改革“空转”现象仍然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推进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这种改革“先行一步”形成的改革先发效应，不仅有力支撑了江苏发展水平上的领先，也发挥了为全国发展探路的示范效应。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率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闯出乡镇企业发展新路；当乡镇企业转型遇到困难时，江苏大胆推进乡镇企业改制，推进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抢抓开放机遇，江苏昆山“自费办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闯出了中外合资办开发区的新路，开发区一举成为江苏开放高地、发展主阵地。江苏改革先发效应取得巨大成效，不仅在于时间上领先一步，更在于改革举措切中要害，具有实际效果。近年来，江苏扎实推进改革，改革步伐稳健，同时改革先发效应有所弱化。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改革“时间差”不足，另一方面也在于一些改革举措不同程度存在“空转”现象，不能落地见效。例如，科技人才丰富是江苏的重要家底，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地区围绕如何激发科技人才积极性出台了大量改革举措，但与深圳等发达地区相比，江苏省科技人才创业仍然存在束缚手脚的问题，科技人才激励机制不足，导致一些科技人才流失，现有的科技人才创新潜能没有得到最大限度释放。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取得令人瞩目的创新成就，与其在制度设计上对接国际前沿、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保护科技人才利益有关。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令，各地迅速跟进。2018年，上海出台“扩大开放100条”，中央在2017年底宣布放宽银行等行业的外资比例限制，此次“上海100条”第一条中即明确取消这一限制。特斯拉以独资形式落地上海成为“上海100条”的鲜活案例。北京围绕高质量发展，出台117条改革举措，措施力度大、含金量高，具有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必将产生巨大的改革效应。实践一再表明，即使是同样的改革举措，抢占先机、“吃头啖汤”才能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如果只是“随大流”，待大家都实行这一改革举措时，改革红利将会大为衰减。面对新的改革开放态势，如何再造改革开放的领先效应，是江苏需要思考应对的重大课题。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

近年来，江苏市场内生性不断增强，但政府干预的惯性仍未完全清退。比如，这些年，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少，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与政府不当干预引发激励扭曲、甚至出现逆淘汰不无关联。开发区是江苏的核心优势，江苏为全国贡献了丰富的开发区管理运营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江苏一些开发区还存在体制机制不活、内生活力不强的问题。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深圳产业园总体数量超过200个，深圳政府负责确定产业战略方向、制定产业扶持和吸引人才政策，具体运作则大多交给第三方中介公司，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在实践中运转高效，非常具有竞争力。深圳产业园区的经验给我们深刻启示，充分发挥市场的内生动力机制有着巨大的改革空间。另一方面，“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的重要保障。只有更有效的监管、更精准的服务，才能让政府更充分的放权，市场活力才能得到有序释放。江苏省政府规范运作水平、社会治理水平都处于较高水平，但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短板。比如，江苏省一些生态领域的顽疾长期存在，一些需要监管的领域出现漏洞，一些充分市场化的领域出现竞争乱象，等等，出现这些问题都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有关。(www.daowen.com)

四、开放领先地位受到挑战，开放倒逼改革效果弱化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转型，江苏经济确立了高外向度的发展格局，开放型经济全国领先。当前，江苏开放型经济面临不少变数。中央在2017年底宣布放宽银行等行业的外资比例限制。2018年上海推出“对外开放100条”第一条中即明确取消这一限制。特斯拉以独资形式落地是上海扩大开放的鲜活案例。100条举措中，有34条需要进一步争取国家支持，也就是说，在国家未给予支持前，上海就写到行动计划中，敢于先做起来。上海提出，对国家统一实施的开放政策，争取率先落地项目；对国家统一部署的开放安排，争取先行一步试点；对国家没有条件全面铺开但有战略需要的开放项目，主动争取在沪实施并服务全国；对国家还在探索研究中的开放举措，主动争取压力测试。当前，对外开放形势空前复杂，面对传统开放型经济的优势衰减、新优势尚待培育等状况，江苏在新一轮开放中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开放倒逼改革是我国改革深化的重要推动力。如果江苏对外开放不能抢占制高点，就难以充分获得国际一线资源，就难以产生参与前沿国际竞争中危机感和紧迫感。可以说，江苏省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改革危机感不足，与远离国际一线竞争有关，失去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改革动力也将出现钝化。

五、区域营商环境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传统低价格竞争优势已逐步失去吸引力，惟有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成为一个地区的真正吸引力和竞争力所在。2018年，深圳推出20项改革举措126个政策点，努力营造服务效率高、管理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在“北京117条”改革举措中，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达到29条，是所有改革最大的一个。“放管服”改革、人才引进体制机制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是三大改革重点。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塑造，瞄准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创业创新活力最强的“三个最”目标，深化“放管服”改革，区域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标世界先进水平，目前营商环境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企业开办便利度不高、政府部门内部协调不畅；企业缺乏获取政府部门相关信息的畅通渠道，对于监管流程存在不清晰、不可预期的担心；市场准入限制较多，部分民营企业通过“戴红帽子”的方式来获得准入；政府监管理念滞后，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投融资审批体制环节多、时间长，等等。面对新的竞争态势，江苏惟有加大改革力度，强化服务效能，真正构建国际化、法治化的最优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