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述评

随着党的十九大用“高质量”一词来描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特征，作为相对于传统高速度增长模式的替代范畴，当前，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思考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范式。随着“高质量”概念的持续升温，学界甚至出现了言必称“高质量”的局面，部分学者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作用机制和实施路径展开了深入探讨。

1.部分学者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金碚（2018）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经济学意义表述为“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并且指出，“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吴金明（2018）运用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二维五元”价值分析模型，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为“基于新理念、新动力、新动能和软价值、软资源、软制造主导发展的路径和模式的总称”。陈昌兵（2018）认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主导动力存在显著差异，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导动力是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需要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培育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增长新动力。任保平（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和稳定性的综合，是生产要素投入低、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质量型发展水平。”任保平（2018）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主张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从微观、中观、宏观、国际贸易等方面，建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特色的质量经济理论，促进对应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2.部分学者从不同维度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动力机制就是兼顾供给侧的创新引领和需求侧的人民向往，实现“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吴金明（2018）从端正发展理念、构筑产业新体系、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个方面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任保平、刘鸣杰（2018）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加有效供给的战略路径在于，依托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依靠对企业的监管从源头化解无效供给、依靠创新驱动战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陈诗一、陈登科（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降低雾霾污染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小城市。贺晓宇、沈坤荣（2018）从创新体系、市场体系、供给体系、开放体系四个方面构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替代指标，验证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及其区域差异和阶段变化，并从创新引领、要素市场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区域协调等方面探讨了相应的对策思路。任保平、李禹墨（2018）通过比较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的差异，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概括为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人民生活高质量，主张从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判体系，并从建立高质量的经济体系、提高发展动力的质量、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提升微观主体的质量、提升宏观调控体系的质量等方面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罗来军（2018）认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着力，发挥区域协商合作机制作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强化共抓大保护的协同性。”

二、理论内涵：一个研究性界定

综观已有文献，目前学界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无一致界定，特别是对于某些细分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更缺乏充分的理论探讨。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做出研究性界定。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意味着发展的主体、要素、过程、目标、绩效的全面转型。为此，我们可以沿着“主体/要素——行为/过程——结果/绩效”的逻辑框架，从微观与宏观的交互视角来理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指，企业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品牌等高端要素，开展合法合规、环境友好、员工满意、公众信赖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性能可靠、价格适中、数量适度、切合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长期利润与短期利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均衡的系统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在特定国家或地区或行业范围内，为数众多的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围绕要素获取、产品供给、市场份额开展公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持续提高以就业数量、税收贡献、产值规模、利润水平、创新成果等为表征的综合绩效，从而不断提升国家或区域或行业竞争优势的动态过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解企业高质量发展时容易出现保罗·萨缪尔森所言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每个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宏观层面企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会有部分微观企业无法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或者说，如果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所有企业共同的目标追求的话，总有一定部分企业会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掉队，由于无法实现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绩效而被淘汰。部分企业被淘汰出局，对于相关的微观企业而言是短期的灭顶之灾，而对于宏观企业体系而言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优化调适的新陈代谢过程。(www.daowen.com)

从区域层面来看，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企业主体素质良好且结构关系合理。拥有为数众多的产权明晰、自主运营、制度完善、竞争力强的企业组织，并且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空间结构、规模结构等多维比例关系处于相对合理的状态。二是投入要素类型高端化且配置高效率。企业赖以发展的投入要素以高素质人力资本和战略性资本投资为主，同时，中低端生产要素投入保持必要的配套供给，相关资源要素主要按照市场法则在企业间、行业间、区域间优化配置。三是生产经营活动依靠创新驱动且环境友好。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完成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而非要素和投资驱动，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主动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四是产品服务品质高且经济社会效益好。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呈现较高品质，不仅在技术性能、安全指标方面合乎主流标准，而且能够较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进而依托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构筑市场竞争优势、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动因：供需交互的视角

1.企业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对企业层面的新要求集中体现在高质量方面。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人民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都与企业密切相关。一方面，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需要更高质量的企业来提供，同时，与高层次消费需求相对应的现实购买力也有赖于从高质量发展的企业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企业作为数量众多、组织化程度高的市场经济主体，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多维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比分散化的消费者和民众有更显著的信息优势和能力优势，同时，其在相关领域的破坏性也更强，因而只有高质量发展的企业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更高要求。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的诸多问题，如文化服务滞后于物质产品、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城乡和区域差距较大等，也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因而，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企业的新使命，也是解决新社会主要矛盾对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2.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六个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江苏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的“六个高质量”的目标要求涉及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而这些目标要求的实现均离不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高质量来看，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等，都要依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来实现。从改革开放高质量来看，企业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能动性的参与者，不仅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不断探索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路径，而且通过多种渠道为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贡献新的智慧，特别是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归属，是否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衡量改革开放高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城乡建设高质量来看，企业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性的组织载体，不仅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城乡制度文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振兴乡村、繁荣城市、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路径。从文化建设高质量来看，企业本身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拥护和践行区域主流文化本身就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又以优秀的组织文化为切入点，不断为区域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正能量。从生态环境高质量来看，企业既是对生态环境最具破坏性的市场主体，又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最强的市场主体，与生态环境保持良性互动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企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将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因素减到最少、保护治理性因素增到最大。从人民生活高质量来看，企业既是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又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借助产品服务和收入两个重要载体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为人民生活高质量提供强力支撑，而且能够通过以人为本的组织管理、和谐的劳资关系、工作家庭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从微观层面改善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