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念转变：从传统发展观转向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其指导价值将贯穿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全过程。能否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质量。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型发展理念，而发展理念又集中体现为发展观。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来评估社会发展的水平，在中国形成了经济层面上的“增长至上主义”和政治层面上的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只要能实现GDP增长，则相应付出的环境和社会代价都可以被忽略。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为增长为竞争”的格局中，为实现GDP增长的“竞优”演变成为竞相压低增长成本的“竞次”。虽然经济学领域的“竞次”这一概念不易准确界定，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它却形象而客观地描述了“唯GDP”理念的重大缺陷。新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全面超越，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导。中央做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是将新发展理念应用于指导新时代全局性发展，而新发展理念也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其理论内核：一是要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以创新为引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锻造基于创新和产业特色的竞争优势，根本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分工体系中的位势。二是要使协调成为内在要求。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三是要使绿色成为基本遵循。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基本方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满足人民对优良生态环境的需求，增强绿色竞争力。四是要使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对外投资布局，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五是要使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坚持共享发展，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加强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发展动力变革：以“三大变革”构筑高质量动能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由此实现对传统经济体系的高质量重塑。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种带有方向性、引领性的现代化要素的系统集成，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呈现具有个性化特征的现实内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贯穿于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发展过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内涵有待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就予以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这“三大变革”根本上决定着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成效。

1.质量变革：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供给体系将从传统以低价格为标志的粗放供给阶段，转向以高质量为标志的品质供给阶段。这一转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决定的。在短缺经济时代，企业只要能够组织生产就不愁销售，企业的重心在扩产能而不是提质量；在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中，跨国公司主导全产业链的整合和价值链中各环节的组织分工，我国代工企业或出口加工配套企业专注于中间产品的生产或终端产品的组装，对产品质量把控停留在满足出口的一般性要求上。在新形势下，传统“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已不合时宜，必须推动供给体系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现有供给体系已经不适应消费迭代升级的新需求格局，主要是产品品质、服务跟不上消费者品质化、个性化需求。过去价格是企业打开市场的法宝，如今质量越来越成为产品打开市场的“通行证”。世界著名质量管理专家约瑟夫·朱兰说：“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将成为和平占有市场最有效的武器，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德国制造相当长时期内质量平平，二战后，德国政府把品牌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政策导向，在全球确立了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形象。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质量深圳”建设，用质量对冲成本不断上升等挑战，推动深圳从“山寨之城”向“创新之都”转变。中国推进质量变革，一要深入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切实改变质量和强国之间“两张皮”现象，构建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体系，提升政府质量治理能力；二要聚焦若干优势领域打造世界领先的质量引领产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三要提升产品、服务、工程、环境质量，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四要加强标准化建设和品牌建设，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效率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效益时代。我国经济体系效率不高集中体现为供给体系效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甚至出现停滞。长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主要依靠要素短缺下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新增要素投入，其实质并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把由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潜在生产率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供给下降，土地成本高企、资本边际效益递减以及环境硬约束增强，依靠传统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日益狭窄，供给体系效率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传统动力边际效益递减但在短期内仍难以退出，如地区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仍有很大惯性；一是新生动力边际效益递增、发展势头强劲，例如，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经济增长迅猛，一些新型产品与服务表现出极强的市场成长性，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效率更高，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在新形势下，我国推进效率变革的根本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深化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消除造成资源错配的体制根源，更大力度解除供给约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二是深入推进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三是继续完善企业竞争与退出机制，以改善企业经营效率为目标，出台强有力举措持续减轻企业运行成本，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和化解风险能力，夯实供给效率的微观基础。

3.动力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创新型时代。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动力变革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只有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轨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有根本性动力支撑。近年来，受到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等因素影响，我国传统增长动力出现衰减，亟待推动从传统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世界上一些经济体之所以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根源就在于无法把经济发展动力从追随型、模仿型发展轨道转向创新驱动轨道。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深入推进现代化必须依靠创新动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如何推进动力变革做了深刻阐述，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锻造体系化的集群动力，如通过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形成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型集群动力；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其中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等领域又可以衍生出新的增长点，从而形成“热带雨林式”的持续涌现的新增长源泉；三是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创新引领发展的内驱动力。(www.daowen.com)

三、应对挑战，补齐短板

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转型，需要同时具备多方面条件，任何一项关键环节的缺失或支撑力不足，都可能延缓高质量发展拐点的到来，甚至无法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转型。因此，必须全面分析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问题，并透彻分析造成问题短板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才能对症下药，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1.要素供给维度：高质量要素供给存在结构性短板。高质量发展直接表现为高质量供给。我国在高质量供给上存在一系列短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品供给整体不足且质效较低，突出表现为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不足并存在区域、阶层等结构性失衡，部分公共品缺乏便利性、成本较高、品质不佳、使用率低。二是竞争品中的一般性产品服务供给品偏多，而国际上有竞争力、国内有影响力、有品牌的产品服务供给不足。品牌经济不发达是我国高品质供给不足的真实反映，从一个侧面彰显我国提升供给质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我国品质崛起势头迅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表明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已具备一定前期基础，同时仍需持续努力。

2.发展方式维度：对原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发展方式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在较长时期内，面对西方跨国公司牢牢掌控产业链控制权和价值分配权的局面，本土企业以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量的扩张”为主要诉求，因此，难以发展出一套适应产业分工不断分化、细化，特别是促进新兴产业成长的发展路径。一些行业长期陷于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导致企业盈利率很低，其根源在于产业分工不足，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低，企业业务没有实现从利润微薄的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集成服务等利润丰厚的领域延伸。近年来，我国涌现了一批创新型区域、创新型园区、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群体，但大部分区域和领域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对传统跟随型模仿型发展路径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质量发展的顺利推进。

3.增长质量维度：传统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趋于下降。增长动力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因素。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传统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趋于下降，体现为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释放的结构效应减弱；由于传统加工制造市场空间饱和，人口、资源加速向服务业转型，但现有服务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质量效益不高，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随着劳动力供给动力下降，土地成本高企、资本边际效益递减以及环境硬约束增强，依靠传统方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有效供给水平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日益狭窄。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从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多点发力，再造发展动力，强化竞争优势，超越传统发展路径，在更宽领域拓展新旧动力转换空间，在以创新为核心动力的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4.综合生态维度：高质量的区域生态尚在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区域生态，国内外先进地区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成就无不因具备较好的区域生态，但形成良好的综合生态非一日之功。当前，我国转向高质量的关键制约是经济发展尚未转入创新轨道，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面临一系列阻力，这既与创新型经济本身的难度有关，也与大多数地区尚未发展出与发展创新型经济相适应和相匹配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关。例如，乡镇企业诞生于我国短缺经济时代，只要企业能够组织生产就不愁销路，进而实现盈利；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跨国公司主导全产业链的整合和价值链中各环节的分配，代工企业专注于中间产品的生产或终端产品的组装。在这两种经济模式中，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生产要素量的投入，企业对价格敏感，向开发区等价格洼地集聚，而对制度要素则并不敏感。但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之后，特别是发展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产业时，则对有效的制度供给等软环境更加敏感。如果不能形成适宜创新的生态系统，则势必会影响创新要素的生产与集聚，制约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