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定义为阳明心学的修身践行的三步骤，这三步层层递进，终极是“万物一体之仁”。在三步骤层层升级的过程中，本体、主体、客体三个世界实现了闭合循环；三个世界的打通，人便与天地万物建立起自我彰显的“天人合一”大格局。

“心即理”的前提是“理在心”“道在吾心”，不是见到山中之花内心才呈现美、赋予它意义；不是见到落井的孩童内心才呈现恻隐之心。这份美，这份意义，这份恻隐之心早就存在于内心，人皆有之，不学而能。在见到花、见到落井孩童的那一刹那间，内在的意义和“我”的主动参与，瞬间把内外两种意境连接贯通，一时“明白”起来。

“心即理”的基本寓意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的存在，即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物的存在，即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客观，经由我这颗“灵明的心”连接在一起，互相映射，互相转化。“心即理”是一种反映本体存在的认识论，是深层次的意识世界，是对世界本质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在儒家而言，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人皆有之，不学而能，但却不易呈现、容易被私欲遮蔽和诱惑，所以要“存天理去人欲”，去除心灵上的污浊，把本体呈现出来，需要格心物、反身而诚等修心功夫，以达至良知纯粹。“心即理”的重要作用，便是承认了人的本体性。

但是，良知纯粹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内圣外王两条路径来共同实现。同时，仅仅实现良知纯粹也是不够的，仅仅停留在良知纯粹，也会陷于一种“虚空”，必须要在修齐治平中呈现施展出来，构建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儒家“经世致用、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

“在王阳明那里，物的界定总是关联着心，正是以此为前提，王阳明提出了‘意之所在即为物’之说。所谓‘意之所在即为物’，并非让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一个物质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杨国荣《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人的主体性为什么这么重要？苍茫大地、斗转星移，个人的生命能量是有限的，没有良知本体的支撑，一个人的主体性便会呈现为动物性，儒家称做“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这种动物性，表现为私欲膨胀、自私自利，儒家实现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的起点，便是教导人们做文质彬彬的君子，不做衣冠禽兽的小人，从人的根本性上提升境界。

“知行合一”是阳明先生经历龙场悟道之后“发明”的渐修法门。所谓知行合一，是把人的道德意识上的知，和思维意识上的知，与人的行为（包含认同等心理活动）贯穿起来，通过这样一个随知随行的实践，从提升内在修为、提升意识境界（知的境界）来复归本体，也从“我”的层面构建“我”的主体性，把人皆有之，不学而能的圣人境界，变成“我”的“有之”，“我”的“良知良能”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功夫论，也是实践论，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构建了人的主体性。(www.daowen.com)

“知行合一”连接和打通了人的本体世界和主体世界。“致良知”是对“知行合一”的再升级，在知的基础上更强调了“良知”，加了一个“致”，把人从主体性放大到客体性，在无边无际的客体世界有所作为的过程中，把本体和主体放大到极致。

知行合一有两个维度：思维意识层面，如感知、体察、认知；行为层面，如认同、体履、践行。这两个维度是一个闭合循环，这种闭合循环，揭示了人事之间、心物之间的一体循环，无善无恶，人人都可以学而用之。

“致良知”依然是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提升，是主体世界的进一步扩大。从时空维度看，人的本体性和客体性都是无边无际、无限广大的，但是人的主体性，却是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的人心中只装得下自己，甚至连父母也装不下，有的人能牵挂十人百人团队的命运安康，有的人肩负民族、国家、人类的发展责任和使命，这都是知的境界有所不同。

这种大知大至（善）的主体修身功夫，仅靠“省察克制”的静修是做不到的，往往限于偏安一隅、坐而论道的“虚空”境界，清初学者颜元所描绘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便是这种人的写照，他们失去了儒家经世致用、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担当。大知大至（善）的主体修身功夫，需要在具体事上验证、修炼和提升，这也是阳明先生经历宸濠之变、忠泰之变、爵号之变“三变”之后的切身体悟。

事上磨砺致良知，需把人的主体性再提升、再放大，放在与客体世界深度融合的时空环境里才可以实现。致良知作为圣人之学的“正眼法藏”，修齐治平和格致诚正密切融为一体，打通从了从本体到主体到客体的三个世界的割裂孤岛，把本体、主体、客体三个世界连为一体，往复循环，不断推动三个世界的良性互动、协同进化、与时俱进，推动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仁的不断进化，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走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