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场驿站时，阳明先生就体悟了良知的存在：身处蛮荒之地，环境恶劣、语言不通，但阳明先生却与当地的百姓建立了信任关系，这种信任的建立，就是以人皆有之的良知为媒。但是，阳明先生对良知说有了根本性的认同，并提出致良知说，却是在经历了更加艰苦的心性磨砺之后。

继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先生处置宁王、忠泰之变，是他人生的又一次生死考验，这场严峻的生死磨难，促使阳明先生从事上磨砺中体悟出致良知说，这也是阳明先生一生中第二次重要的悟道。

正德十五年（1520年），发生宸濠叛乱，时局动荡，人心恐慌。阳明先生不顾生死利害，明言宁王谋反，且指斥其诈称“钦奉密旨”，同时上疏责斥、劝诫武宗：“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阳明先生不顾生死、振危救难的担当和对国家社会安危的使命感跃然纸上。

面对如此凶险的处境，他采取了果决措施——“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环之，戒守者曰‘兵败即纵火，毋为贼辱！’”（《王阳明年谱》）是什么促使他不顾身家性命，弃家为国呢？唯一的解释是儒家入世的责任心和济世安民的道义感，人人皆有道德良知的信念在此彰显放大起来，支撑他临危不惧，进退自如，显现敢于担当、超越一切的济世情怀。

正当王阳明平定宸濠叛乱时，张忠、许泰二人的构陷又至。张忠、许泰二人为逢迎讨好武宗，置国家安宁、人民安稳于不顾，竟建议王阳明释放宁王，待武宗亲征亲擒。阳明先生岂能拿国事民命作儿戏，断然拒绝。于是，张忠、许泰二人及其党羽便对阳明先生多方构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阳明先生的亲友皆以为他难逃此祸，其父海日翁王华言：“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王阳明全集》）阳明先生也感到了这份沉重和凄迷，写下了“尽日岩头坐落花，不知何处是吾家”的诗句（《王阳明全集》）(www.daowen.com)

但现实的凶险不容许他逃避，他再一次依靠良知，超越尘世争夺，忘淡威胁，将自我纳入心定神静之境界。阳明先生以良知的潜心静悟，靠其学养，处乱不惊，临危不惧，终于成功挫败明敌暗险，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百姓和国家。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逝，世宗继位，准备为王阳明的平叛之功封赏。但阳明先生的赫赫战功和威名引起了从内阁到道台官员的广泛嫉妒，从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谗构”阳明之风。谗构者既言阳明先生平宸濠之功不实，又言其学说是伪学欺世。此时，王阳明已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险境，蒙受过太多冤屈，他已无兴趣去与那些功名利禄的争夺者争辩是非曲直，而代之以高远的视野和豁达的胸怀应对一切。他自信良知，鄙视污浊，决不同流合污，对功名利禄的超越使他不屑去进行争辩，对官场是非荣辱的参悟使他决计退离这是非之地，回归自我。但他的回归不是归隐，而是站在更为高远的精神立场，去承担社会责任和世事人道。

在这场生死考验里，他的对手有叛乱的宁王，也有心怀叵测的忠泰佞臣，还有朝廷的谗构诽谤。无论是宁王叛乱之初的挺身而出，还是平定宁王之后的官军入赣；无论是正面战场上的斗智斗勇，还是朝堂府门之间的据理力争，阳明先生再一次陷入无所依靠、孤身奋战的境界。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可说？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可依赖？

心学上有个心易学派，为阳明先生的后代弟子所推崇。心学与《易经》结合，《易经》上卦为外境，下卦为内境，源于外境、内境的辩证统一，即为一卦。64个下卦也就是64个心的演化过程，外境的变化是有规律有周期的，需要顺应和时间，而内部心境的变化是完全可由自己掌控的，关键因素就是“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