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源，但也存在“两个矛盾”。一是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现有劳动者素质不能适应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用工荒”与“找工作难”并存。二是职业教育不能适应高质量生产的矛盾，职业院校开展的教育培训与企业需求脱节。很多“中国制造”品质不高，不仅是技术、工艺、材料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素质跟不上。2016年汉诺威博览会上，一位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家提到，他在中国的生产线比德国的生产线先进，但次品率是德国的8—10倍，其中差异在于中国工人的素质。因此，要学习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的做法和经验，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多种方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构建我国“校企融通、多元支撑”的职业教育新体制。

第一，扩大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与德国开展双元制教育合作，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订单式、现代学徒制等校企联合培养职业教育模式。要深化这方面的探索，推动企业更深程度地过程参与，形成中国特色的双元制教育模式。一要扩大中德双元制教育示范合作项目。二要借鉴德国经验，结合我国以师带徒以及职业教育新趋势，探索推广“大师工作室”、新型学徒制、“工匠创客”和订单培养等模式，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工程。三要加大新兴产业集中地区、劳动力资源富集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等地区的双元制教育试点。

第二，鼓励大企业兴办职业教育。大企业掌握最先进行业技能、懂得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既有实力为学徒工提供工资，又能够发挥品牌效应吸引学生参加。国内已有部分企业作过相关探索。与过去企业办学校不一样，这是一种更为彻底、更加直接的产教融合方式。要加快职业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支持大型企业以多种方式兴办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一是鼓励大型龙头企业与职业院校、应用型大学合作，由企业招录学生、签订培训合同、参与课程设置、进行技能实训等，合理利用职业学校的设施设备、师资力量，培养技能型人才。二是支持行业领军型大企业投资举办职业学校。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要建设性参与，为企业举办职业学校提供指导和服务。同时，支持建设一批面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培训机构。为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要研究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如，允许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经费税前扣除；对举办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尤其是非营利性机构的，在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等。(www.daowen.com)

第三，提高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现在一些企业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大工匠”的工资收入已经开始提高，但保障机制还不健全。要加快完善高技能人才薪酬体系，稳步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鼓励企业建立首席技师制度，试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制等激励机制。建立“大国工匠”荣誉制度，开展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

第四，畅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转换通道。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总体上吸引力不强，既与“读职业学校矮人一等、没前途”等偏见有关，也与当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通性不强有关，一旦就读职业院校就很难再获得更高的学历。要打破职业教育“单行道”，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通的“立交桥”，使职业教育学生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切换回普通教育。一要落实职高学生参加普通高考、“专升本”和专科毕业生参加研究生考试等相关政策，消除对职业教育的制度性歧视。二要研究完善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互转学习的相关政策，增加学生分流选择机会。三要加快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与应用型大学的升学通道，构建多层次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转换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