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难以根除，既受农村社会特征影响，也涉及农民心理、公共服务等因素，还受制于农村治理中一些深层次矛盾。

从农村社会看，长期积累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农村人口结构、价值观念等特性，是陈规陋习存在的重要原因。这些特征长期逐步形成，短期难以改变。性别结构方面，目前农村适婚男青年远超女青年，使女方处于婚姻“买方市场”，给高价彩礼提供了空间。家庭特征方面，农村家庭子女较多，通过彩礼向女方父母家庭转移财富，或用于女方父母养老，或用于女方父母其他子女结婚，或用于补助新婚夫妇，都有现实意义。价值观念方面，农村相对公开的生活和光耀门庭的文化心理，使一些农民群众愿意通过索取高价彩礼、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显示自身价值。此外，部分“媒婆”等从业人员为从中谋利，对陈规陋习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从农民个体看，个人意愿难以对抗已形成的公众习惯。尽管农村人口大量外出，但总体仍是熟人社会，一些规矩和风俗对农民个人约束极大。一旦不照着做，往往被“说闲话”“看不起”，进而被边缘化和孤立。这对于特别重视面子的农民，属于承受不起的“痛”。于是，不少农民被陈规陋习集体“绑架”，只能随大流。而通过个体参与，又强化和放大了陈规陋习的力量，形成“受害、参与、再受害”的局面。在风俗习惯面前，单凭农民个人无力对抗，需要其他力量介入，才能打破封闭循环。(www.daowen.com)

从政府行为看，公共权力难以有效干预私人事务。不管是高价彩礼还是大操大办、滥办酒席，更多属于农民个人事务。政府很难像开展公共建设或管理公共事务一样，简单用行政手段就改变农民行为。这体现出公共权力的某种“失灵”。比如，《婚姻法》已明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高价彩礼仍频频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发红头文件，对彩礼金额、婚丧嫁娶操办标准等作出规定，引发了舆论争议，也反映出公权不能“任性”。在移风易俗上，简单采取行政办法很难奏效，需要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贴心服务和有效机制引导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