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起源于美国。1966年，美国通过《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率先在汽车消费领域建立召回制度；1972年，又颁布《消费品安全法》，将召回范围扩大至一般消费品。经过几十年发展，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召回法律体系，建立了广泛信息采集、部门分工负责、风险分级管理的召回工作模式，成为政府实施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途径。2016年，美国召回各类汽车达到创纪录的5320万辆，较上年增长7%、连续三年超过5000万辆；实施消费品召回332次，涉及各类产品上亿件。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纷纷仿照美国，相继建立了严格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工作起步较晚。2004年，质检总局出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正式启动这项工作。此后，相关法规制度和工作体系逐步建立，召回范围由汽车延伸至消费品、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多类产品，工作力度持续加大。以汽车和消费品为例，截至2017年6月，我国共实施汽车召回1440次、涉及车辆4145万辆，实施消费品召回851次、涉及产品1684万件，妥善处理了大众汽车DSG变速器、高田气囊、宜家“夺命”抽屉、三星Note 7手机等重大召回事件，消除了大量安全隐患，有效维护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www.daowen.com)

从实践情况看，缺陷产品召回与传统监管手段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一是力度更大。行政处罚力度有限、违法成本过低，是我国质量监管领域长期存在的短板。而企业实施产品召回的成本巨大，远远超出行政处罚甚至惩罚性赔偿，足以令任何企业不敢轻视。例如，2016年全国汽车生产企业为实施召回投入的直接费用超过210亿元，迫使企业纷纷成立专门机构，主动提高质量水平，严格预防缺陷隐患。二是效率更高。有别于监督抽查的“大海捞针”，产品召回根据质量线索和技术分析，对缺陷产品实现“精准打击”，投入少、效果好。据初步测算，10多年来中央财政对汽车召回每投入1元，相当于为社会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70多元。三是范围更广。受条块及地域限制，以往问题产品在某地被处罚，在其他地区还可以接着卖。产品召回则要求企业对出现质量缺陷的同一批次、甚至相近产品，无论是销售到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全部召回。特别是，随着“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监管部门加快转变职能，亟待解决事中事后监管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缺陷产品召回在我国已具备较好的工作基础，是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抓手，可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