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　国外研究现状

回顾国外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大致以2000年为界线划分为从实证分析到多视角考察战略联盟稳定性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针对联盟稳定性研究的侧重点和深度各不相同，总体上随着联盟稳定性问题研究深度不断增加。

（1）战略联盟稳定性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通常被视为联盟的解体或清算［6］。这类早期研究认为战略联盟的终结或联盟成员之间所有权的改变就是企业战略联盟不稳定性的表现。上述现象仅仅表面的以结果为导向来衡量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并没有以过程为导向开展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出售、清算和破产等统计数据和结果的反映，从而会较为忽视稳定性或者不稳定性的动态变化方面。如表1.1中所示，约半数以下的被研究联盟总体来说有着较好的运行成果。若以流动性、收购和重组来界定不稳定联盟，大部分研究揭示联盟的不稳定比例在30%～50%之间［7-9］。

由于国际合资企业跨国界及文化差异产生比其他联盟更加脆弱的组织结构、更多内部冲突以及更高风险比例，这也暗示了其合作动机及潜在不稳定因素与其他类型的联盟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大量的文献关注国际合资企业的不稳定研究，指出相对于普通组织（通常是全资子公司形式），联盟表现得更为不稳定［10，11］，在股权式战略联盟的文献中，不稳定性被定义为控制权（股权）改变和终止［12-14］。合资企业在转移和整合隐性知识方面是最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两个公司的员工共同工作［10，15］，他们沟通频繁而直接，能分享经验，还可以协同与合作伙伴的战略目标，有效减少机会主义［8，16］。同时，许多合资公司的失败是因为管理上的问题，如文化冲突和不同的控制系统［17］。合资企业可能是让合作伙伴盗走重要技术的“特洛伊木马”［18］。然而，实证研究已经确定，这实际上很少发生［19］。而相较于股权式为“互为人质”的形式，契约式联盟创建了一个“单一的人质”情况，这增加了合作伙伴信任的难度，从而增加了战略联盟不稳定性（见表1.1）。

表1.1　20世纪90年代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综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0］。

随着对战略联盟稳定性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对联盟不稳定也有了不同的界定，如Gomes-Gassers（1996年）指出“战略联盟应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不稳定，并且争论到不应畏惧联盟的不稳定，而应欢迎”［20］，认为联盟过于稳定将产生停滞和孤立。同时，提出某些联盟的解散是可以预期的，在某种程度上，解散暗示着共同的目标已经实现而且合作的失败。Inkpen和Beamish（1997年）指出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表现为非计划内的联盟目标、联盟契约、联盟控制方式及联盟伙伴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21］。此外，许多研究者还特别强调，战略联盟的终止并不意味着联盟的失败。既定目标实现后的联盟终止，以及有效生命周期内联盟有计划地终止等情况下，这类终止都是自然的、有预期的，和联盟的失败并不等同。

相对于很多研究以联盟所有成员作为整体，试图解释一个特定企业为何加入特定联盟［22］，企业如何寻求合作伙伴［23，24］，企业如何以及为何结成联盟［25-27］，企业如何管理联盟［28］，以及在一定环境下联盟如何运行［7］，也有学者关注联盟内部网络模块的稳定性，如Stephens和Robert David等人（1998年）研究重点是企业关系模式的战略联盟而不是企业个体行为［29］。

Yan和Zeng等人（1999年）指出了战略联盟稳定性先前研究有一些局限性［30］：首先，一连串的研究通过理论视角和方法来检验联盟的稳定性，但是没有唯一的一种理论模型能够提供广泛的视角来洞察联盟的本质。由于不相容的观点产生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研究结果，导致相关研究不是累积的和可比较的。其次，这些结果还有非普遍性的问题。例如，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国际合资企业的不稳定性，但是这些结果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联盟。第三，当研究者们确认不同种类的不稳定因素时，这些因素是如何出现以及怎样影响不稳定性并没有阐释清楚。

（2）战略联盟稳定性多视角分析。

2000年以后，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逐步向影响因素、稳定性识别和稳定性条件等多视角深入。值得一提的是，Das和Teng等人（2000年）通过合作与竞争、韧性与灵活性、短期与长期等6个变量3个冲突构建了联盟稳定性的理论框架，试图通过联盟内部冲突（tensions）视角解释战略联盟不稳定的内在机理。同时指出，如果一个联盟非计划性过早地解散或合并／收购，将其归结于联盟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31］。联盟内部矛盾理念为充分例证联盟各类竞争因素提供了理论深度。

视角一：联盟稳定性预测及判断。

随着战略联盟稳定性问题的研究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可以通过何种因素组合预测和判定联盟稳定性趋势。Reuer等人在过去的联盟稳定性研究中，经过由统计学观察构成的方法过程、理论分析、实证调查，研究提出联盟演化根本动力取决于国际合资企业前期的运作［32］。有学者利用资源互补性和联盟设计两个角度研究提出联盟稳定性分析模型［33］，识别了一些因素用来预测联盟的稳定性和持续期。通过资源互补性和设计的复杂性两个维度，预测上述联盟哪个更稳定或持续更长，这两个因素是矛盾冲突的。总体来看，资源互补性越强，联盟稳定性越强，但复杂性越强，稳定性就变差。结论认为最稳定的联盟类型具有较低的资源互补性和复杂性，因此这类联盟的目的独特专一，在同一成员行为或文化过程中不需要消耗有价值资源。持续时间最长的联盟需要较高的资源投入到相对简单的活动或安排。同样，具有较高成本压力和交流压力的联盟往往不稳定（见表1.2）。

表1.2　航空联盟类型选择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2］。

ghertman和obdia模型提出辨别联盟稳定性的条件，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协议成功而有些失败［34］。通过分析互补性资产的平衡分析提出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评价模式。如果一个联盟在危险时期表现出稳定的资产平衡关系，那么可以认定这个联盟是稳定的。作者认为，四个因素让联盟保持稳定：和平条件、松散的反垄断规则、关键成功因素的稳定状态以及互补性资产的平衡与联盟设计的一致性。因此，联盟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在于互补型资产（BCA）与联盟设计（AD）的有机协调。如果出于不利地位的合作伙伴发现BCA和AD之间的错位，将会重新谈判或者终止联盟。通过稳定条件，可以推断如表所示的四种类型（见表1.3）。

表1.3　互补性资产和联盟设计一致性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3］。

视角二：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战略联盟稳定性的诸多影响因素为该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学者或基于理论层面或基于具体产业、具体企业案例，研究提出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各个相关因素（见表1.4）。

表1.4　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综述一览表

(www.daowen.com)

续表1.4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0］。

有学者研究提出保持联盟稳定性的相关条件：联盟成员共同致力于系列目标；成员在结盟后仍能保持相对独立性；联盟成员控制联盟特定财务绩效；盟员具有为联盟持续贡献的技术或产品等核心资源［35］。

Jiang等人（2008年）结合战略联盟从合作伙伴选择、构建谈判，组织和绩效评价四阶段生命周期，从定性角度研究各个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36］。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某一具体行业分析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因素，如Bierly等人（2004年）研究发现，生物技术行业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核心企业有更高水平的财务灵活性的情况下，股权治理结构更加不稳定的相关证据［37］。合作伙伴的规模、合作伙伴的前联盟经验（除收购的预测）、联盟的范围、类型涉及的技术联盟及合作伙伴的国籍等影响比其他变量已被普遍认为是影响联盟稳定性影响更强大。

视角三：联盟稳定性与联盟绩效方面的研究。

战略联盟的绩效是指联盟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的运行结果。随着对联盟稳定性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开始关注联盟稳定性与绩效水平的关系，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稳定性对战略联盟的生存发展和演变非常重要，它对联盟的绩效收入及成功提供了必要条件。联盟的稳定是联盟绩效提升的重要前提［4］，是现阶段国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Das和Teng等人（2003年）指出战略联盟的衡量方式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发展和丰富，但尚无能解释联盟绩效水平的综合性的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他们研究提出了解释战略联盟绩效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同时提出联盟绩效水平不仅受到联盟所处环境的影响，而且联盟成员的相关特征也很大程度上对其产生影响。此外，Das和Teng等人还分析了联盟成员的各要素、联盟环境以及联盟之间的各种关系［38］。McCutchen和Swamidass等人（2008年）以联盟成员任务复杂程度、初始联盟经验、成员国籍、联盟经历不一致性等因素与战略联盟解体和绩效水平的关系开展研究。结果表明，若联盟存在同时开展研发和营销、联盟成员合作经验欠缺等情况，那么联盟则可能会过早解散或者产生联盟绩效水平较低的结果［39］。与此相类似的，Manzini和Mariotto等人（2008年）以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为依据作相关检验，指出战略联盟与其成员之间目标一致的均衡效益优于不一致时的均衡效益。同时与相较于信息完美的联盟博弈，目标一致性强的联盟也会最优利益均衡［40］。Sadowski和Duysters等人通过高技术产业战略联盟的样本检验了联盟稳定性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指出可能降低联盟绩效的未来收益不确定等因素［41］。

与此同时，战略联盟稳定性对绩效水平的影响方面有不同的理论学派解释。如Yang和wang等人（2008年）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供应链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为研究对象，结合目标依赖等理论开展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联盟成员的承诺、信任与联盟稳定性有正向影响关系，进而可以有效提升联盟的绩效水平［42］。Porter等人则依据价值链理论论证了联盟稳定性与绩效之间的相互关联，指出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提升，有助于降低盟员协调成本及共享价值成本，进而提高战略联盟的绩效［43］。另一方面，低水平的联盟绩效将导致战略联盟不稳定［44］。Jiang和Li等人通过对德国127家合资企业案例分析，研究了联盟属性与共享系统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整体绩效的影响水平，得出知识转移与共享对联盟稳定性及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45］。

此外，对战略联盟稳定性测算主要基于联盟成员动态进出作为衡量工具。如Stephens等人（1998年）提出联盟稳定性的定量测算［29］。

模块密度a/n（n-1）/2，其中，a表示模块内的联盟数量，n表示模块内企业数量。战略联盟稳定性rs/（ra+rl+rs），其中，rs表示既定联盟模块时间tx和tx+1存在的联盟关系总数（即时间段内保持不变的联盟关系数），ra表示tx+1时刻存在而tx+1时刻不存在的联盟关系数（新增的联盟关系数），rs表示tx时刻存在而tx+1时刻不存在的联盟关系数（减少的联盟关系数）。此公式对联盟成员的基数敏感，在连续的时间段内，联盟块的边界和结构重叠越大，联盟越稳定。

在过去的10年里，战略联盟的动态研究方面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多数的研究涉及简单的联盟稳定性，通常建立在业务单位层面合资安排。另一方面，研究结果非常不同的（不稳定的范围从24～75个百分点），彼此之间很难比较［8］，但这些成果可以让我们对企业间合作带来的风险有很好的了解。然而在联盟动态合作的文献中存在学术空白和实操管理空白［46］。学术空白源于大多数学术研究未能贡献以经验验证的知识基础。实操管理空白存在的原因是现有联盟动力学研究与联盟经理人的需求无关，仅仅提供了管理问题的部分答案。Bell等人［46］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更专注于开发适当的理论和提高与实际操作管理的关联度，以填补两个缺口。且现有的文献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横截面数据分析，但需要聚焦于联盟的微观动力学［9］，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作相关探索。

1.3.1.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战略联盟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影响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战略联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联盟数量也急剧增加，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典型范式。然而，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新的合作竞争模式，它既为联盟成员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渠道，却也面对着较高的失败率，其组织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2000年以前，我国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侧重于对联盟的竞争力、联盟的运行机制或流程等，对于联盟的稳定性的研究较少见。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战略联盟稳定性问题（如图1.2）。

图1.2　国内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脉络

（1）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之影响因素。

国内对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是以资源基础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为基础，以具体战略联盟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的较少。蒋国平（2001年）提出，联盟的高失败率的问题会在联盟内部产生消极的影响，联盟伙伴的选择直接影响联盟是否保持稳定并获得成功［47］。王向晖、胡继云等（2001年）提出了战略联盟企业投入资源的个别振荡子与联盟体系统振动子的比值、战略联盟企业投入资源的互补性是影响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条件，同时指出联盟企业建立学习机制的重要性［48］。蔡继荣、胡培（2006年）分别站在资源基础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等理论视角梳理了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演进脉络，并指出了对联盟稳定性要求的不足［49］。张明、江旭等（2008年）从联盟间信任等方面对联盟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指出联盟风险分为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为了最小化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提出了信任和控制两种降低联盟风险的方法，企业间信任被广泛地认为是联盟稳定的基础以及联盟成功的重要标志［50］。江旭、高山行等（2009年）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了联盟稳定性的定义，指出稳定性包含动态、以过程为基础、多维结构等特性，联盟伙伴关系的稳定决定联盟整体稳定性，最后提出使用二阶因子分析结构度量联盟稳定性状态［51］。杨光（2009年）采用社会资本等理论深入研究联盟稳定性问题，指出联盟成员间高层领导的商业友谊会反作用于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对成员之间的信任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对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52］。蔡继荣（2011年）以我国轿车工业竞争性战略联盟为实证对象，分析和验证了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作用效应，研究表明以关系资产投入和质量测度的伙伴可置信承诺行为对联盟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53］。

（2）战略联盟稳定性分析之博弈模型等。

采用不同定量模型进行战略联盟稳定性“均衡点”分析也是国内研究的一大特点。国内学者单汩源和彭忆（2000年）首次对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引入了光滑斜坡、自阻斜坡、黏性山坡、循环步四种多组织博弈模型，提出联盟稳定性问题实质就是虚拟成员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决策问题［54］。李旭军（2010年）基于logistic模型对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当竞争的结果是增加了联盟成员的资源优势，而不是减少资源优势时，联盟系统将会达到稳定状态［55］。蒋樟生（2012年）在运用贝叶斯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投资收益预测的决策方程，指出联盟成员数量越多就越有利于联盟稳定运行，而成员对投资收益的先验预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负外部效应对联盟稳定运行具有负向作用［56］。宋波、黄静（2013年）利用鹰鸽博弈模型对非对称性合作视角下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行进分析，认为在联盟的非对称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联盟稳定性与联盟成员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有关［57］。

（3）战略联盟稳定性之边界方面。

有学者提出战略联盟稳定性边界问题，如蔡继荣（2006年）研究提出稳定性边界的改变将引起联盟的不稳定，并指出对稳定性边界发生变动起关键作用的是联盟的内生交易费用、投资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投资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较小者减去内生交易费用的值决定了稳定性边界的大小［58］。随后蔡继荣、郭春梅（2007年）提出专业化水平以及分工协作模式之间的动态决策影响联盟稳定性，联盟成员投入战略联盟的资产专用属性、交易价格与联盟内部交易效率之比，以及市场交易效率决定了联盟稳定性的边界［59］。

（4）战略联盟稳定性动力学分析。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分析战略联盟稳定性为近几年兴起新的研究方向，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陈文霞（2011年）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分析了复杂产品系统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并以航空系统技术联盟为例，开展仿真分析，得出复杂产品系统项目自身对联盟稳定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60］。原毅军等（2012年）结合产学研技术联盟稳定性的反馈特征，从匹配性、互动性和共赢性三个方面分析了因果关系，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结果表明信任、投机行为、利益分配合理度等内部变量对联盟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5］。

此外，陈菲琼和范良聪（2007年）依据Das和Teng的联盟内在张力框架，通过对浙江民营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基于竞合战略，证明了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将随着联盟内合作与竞争力量之间的差异程度的扩大而上升［61］。

国内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研究正在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国内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研究更多的只是作为联盟研究中的相关理论的延伸，尚缺乏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