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识别了城镇单位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浙江社会核算矩阵（SAM）数据，构建了识别各类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浙江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并针对消除歧视性工资差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作为宏观刺激手段的税收减免政策和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手段的特定产业（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等的综合效果以及组合实施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浙江经济实现内源型的结构升级和总量增长的政策组合。

通过本书的研究发现，各项单一政策的实施均难以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1.缩小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歧视性偏差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将因为提高了劳动力价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对浙江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2.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将因为可能使农民工家庭的支出行为同构于城镇居民，从而影响当地需求结构并带动产业结构实现升级。但其总量增长效果小，且在没有其他总量增长政策的配合下，其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以部分产业增长、部分产业萎缩而不是部分相对更大增长来实现的。

3.降低生产税和所得税的财政刺激政策将主要因为生产税对价格形成的直接影响而产生宏观经济刺激效果，令浙江经济各层面出现增长。但是，如果没有带动需求层面结构升级的政策配合，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政府支出下降将减缓第三产业增长，使得其带动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相逆。(www.daowen.com)

4.降低（第三产业）企业盈余率的产业竞争政策是各项政策中对浙江经济增长效果最显著的政策。并因为有效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较大增长而带来显著的产业结构转换。不过，与财税政策类似，如果没有其他带动需求层面结构升级政策配合，其引发的产业间增长差距过大，且其中的第二产业增长反而落后于第一产业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效果不理想。

鉴于此，本书针对各项政策的组合实施效果进行了针对性的模拟：

5.通过对各类政策组合效果的综合比较发现，四类政策共同组合实施的效果最理想。首先，形成了就业增加和收入提高，进而需求增长并带动产出增长的宏观层面的良性循环。其次，居民身份转换引发的需求结构升级从需求层面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再次，要素成本的相对变化诱发了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从生产层面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最后，此时的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相对最为协调。效果其次的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与其他任意两项政策之一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总量增长效果虽然有限，但由于其可能产生的需求结构升级效果与其他各类政策实施中由于缺乏需求结构升级配合而结构调整效果不理想形成了有效的政策互补，从而显示出该政策具有的关键作用。另外，只针对本省农民工的市民化政策，由于引发对本省农村汇款的下降而可能有综合的负面效果，但外省农民工的市民化则因为减少了对外省的储蓄汇出而对当地经济带来总量增长效果。两者的不同表现也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