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CGE模型所模拟的各情形结果以相较于基期的变动率形式列于表9-1。先来看四种政策措施分别单独实施的效果。

1.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给浙江经济带来负面冲击。这里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体化为消除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的歧视性部分。与基期均衡相比，农民工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在本模型的模拟中对浙江经济的综合负面影响较大，最终导致地方经济的整体下滑。新均衡下两类农民工由于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其在劳动力使用结构中出现明显的下降，而其他各类劳动力的使用也同样出现了下降。各产业产出量和GDP也均出现下降。在收入和需求层面上，与各类劳动投入的减少相对应，各居民家庭的收入及各类消费支出都出现了下降。同时，基于等价变换（EV）计算得到的各居民福利水平也均出现下降。在产业结构上则是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下降幅度最大，接下来是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产值和GDP的变动中第二产业的下降幅度也最大，其次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活动中资本的投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集中。

2.市民化政策从需求层面产生显著的结构调整效果。这里将取消城乡户籍制度等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具体化为农民工家庭转变为城镇居民，从而在支出结构上同构于城镇居民，且不再向农村转移其储蓄。这里具体又分为本省农民工市民化、外省农民工市民化和全部农民工市民化。首先，无论哪种农民工的市民化，带来的结构变化都比较突出。由于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差异，因此，户籍制度的取消等政策将可能促成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倾向转换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具体为新均衡下的第一产业总产出及其GDP出现了下降，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出现上升。其次，只针对本省农民工的市民化虽然提高了城镇居民收入和支出，但向农村的汇款等转移减少。这一转变的综合结果是使得浙江经济的GDP总体萎缩。而外省农民工的市民化减少了向省外的储蓄汇出，结果是增加了浙江经济的GDP总量。当两者同时实施时，后者对前者带来一定的扭转。

表9-1　模拟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而得。(www.daowen.com)

不过，由于缺乏总量增长政策的配合，上述产业结构转变是以第一产业的萎缩为代价，而不是在同样保持农业增长的同时通过引发其他产业的更快增长而实现的。

3.税收减免政策有显著的总量刺激效果但与结构升级方向相悖。这里具体模拟的是生产税和所得税下降10%。首先，税率下调并未形成同比的税收下降而是远远低于10%的水平。显然，这是由于上述减税措施带来的经济刺激效果大部分地抵消了税率下调对税收的影响。均衡总产出及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均比税率下调前有所增长，居民福利也均得到了提高，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提高最多。不过，从结构变化来看，劳动力投入在第二产业增幅最大，其次是第一产业，而在第三产业增幅较小。同时，资本在总量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是由第三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各产业均衡产出和国民收入也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增幅相对较大，而第三产业的增幅相对较低。显然，这是由于税收减免政策的宏观刺激效果虽然最终提高了居民消费及投资需求，但因为政府的支出结构与其他需求结构的不同（政府消费以第三产业为主），税收下降带来的政府消费减少更集中于第三产业，因而给整个最终需求带来结构性影响，形成第三产业份额相对下降，与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相逆的局面。

4.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效果。这里将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具体化为第三产业的企业盈余率由20%以上降低至15%。模拟结果显示，首先是该政策的增量效果最为明显，给经济各层面带来的增幅最大。同时，在结构上，盈余率下降通过对供给价格的影响首先是惠及第三产业自身获得较大增长，并影响了其他产业同样实现增长。同时，从经济福利来说，各居民收入以及福利均获得显著提高。不过，因为这一从供给层面实施的政策与作为宏观刺激政策的财税政策一样没有需求层面的结构升级配合，且营业盈余的下降导致投资需求的增长落后于其他最终需求的增长，同时，在生产层面上造成了第三产业对其他产业资本的争夺，该政策一方面使得产业间增长幅度的差异较大，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的增长反而落后于第一产业，因而其产业结构转换效果与财税政策同样是不理想的。

显然，任何单一的政策措施都无法实现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等多重目的。同时，从上述模拟结果来看，由于各个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存在通过政策组合实现互补的可能。以下即针对各类政策组合的综合效果进行模拟分析。鉴于本书的研究主旨，以下模拟以纠正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和推进（全部）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为基础再配以其他政策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