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编制中国经济SAM并构建CGE模型进行分析的代表性研究有李善同等（2000）、郑玉歆等（1999）、周建军等（2001）、李雪松（2000）等。这些研究所开发的CGE模型被广泛应用与对我国经济的预测，以及对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等政策效果的数量分析之中。也有国内学者应用国外研发机构的SAM数据和CGE模型来分析中国问题。此外，也开发和应用了一些针对特定问题和领域的CGE模型。如，人口问题方面的李洪心（2004a）；养老保险问题的柏杰等（1998）；环境及能源方面的贺菊煌等（2002）、李洪心等（2004b）、姜林（2006）；聚焦金融问题的周赤非等（1998）、霍丽骊等（2006）；灾害分析模型的张显东等（1999年）；针对内外资企业税制问题的程凌（2008）；特化于居民详细分组的高颖等（2006）；区域连接模型的王飞等（2006）和细分了30个区域的许召元等（2008）。

针对中国特定地区的CGE模型开发和应用研究尚为数不多，从本书所得文献来看有林园丁等（2003）和李子江（2001）的广东模型，段志刚等（2004）和姜林（2006）的北京模型，王德发（2006）的上海模型；江苏省地区SAM的编制和SAM乘数分析的范金等（2006）。这对于涵盖广大领域和30多个行政省市，且区域差距较大的中国经济来说，显然还需要大大地补充。(www.daowen.com)

上述已有国内外研究均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鉴于本书研究的针对性，即构建浙江经济CGE模型以及模拟方案，又具有一些自身特点。首先是模型和数据方面，本书的模型将细致识别浙江城镇单位使用的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即农民工（农民工中进一步分出本省籍农民工和外省籍农民工），识别城镇居民和在城镇的农民工居民（在城镇农民工居民中同样进一步分出本省农民工居民和外省农民工居民），以及通过对营业盈余的处理从而能够分析竞争政策。其次是应用方面，本研究将综合模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消除就业歧视的劳动政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作为宏观经济刺激手段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作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竞争政策等多层面政策的单独实施和联合实施。